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汉武盛世

粤-刘爱民

  五、文化发展方面
  西汉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赞美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割据地方的分裂势力完全被平定。秦隶终于成为西汉帝国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统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发挥的宽阔舞台，诱使他们充份表现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分低下者受到提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这些人才不致于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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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术方面
  汉初政治结构相继以“功臣”为行政主体和以“功臣子弟”为行政主体两种形态。在汉武帝主持下，又开始了向以“贤臣”和“能臣”为行政主体的历史转变。而以董仲舒、公孙弘为首的儒学之士纷纷进入执政集团上层，正顺应了这一历史转变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专制政治体制得以成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基本形成，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不但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的主导地位，更延续两千多年。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聘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结束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对于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有限制和遏止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一变革肯定“以教为本”，否定了“以法为本”，从而为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形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教育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元帝增加到一千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三千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曾经兴建校舍“万区”。
  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


  2、思想
  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学，在长安设太学。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不利于思想多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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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外交方面

  1、发动战争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2、出使西域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3、开拓疆域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卫满朝鲜置汉四郡，南灭百越开疆万里，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攻占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修建外长城居延塞、光禄塞将边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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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贡献与过失方面

  1、历史贡献
  汉武盛世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创造了数个第一：


  （1）、独尊儒术
  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2）、设立中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于是设立中朝，以抑制外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3）、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4）、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5）、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6）、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胡萝卜、葡萄、汗血马、核桃、天马等，历史意义重大。

  （7）、开疆拓土
  西北：霍去病、卫青、李广利、张骞以及细君、解忧等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西域首次与中国联系紧密，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西南：使者军队的接连出现使西南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
  北方：卫青、霍去病的出击使北疆长时间稳定，保护了京师的稳定。
  由此汉武帝也成了和秦始皇并列的千古一帝，后人常用“秦皇汉武”并称。
  
    2、过失与不足
  汉武帝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对匈奴的打击使匈奴再无力与西汉政府相对抗，保证了北方边郡乃至全国的安全。


  （1）、巫蛊之祸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戾太子刘据被迫杀江充而谋反，结果兵败而死，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经济上，汉武帝时代经过多年对外战争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虽然这些措施为政府的带来许多收入，不过却使吏制进一步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越演越烈。
  军事上，由于山西军人李广、李敢父子与外戚军人卫青、霍去病发生严重派系斗争，而使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到重大的挫败。天汉二年（前99年），以李陵率步兵5000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广利率70000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

（2）、轮台之诏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为此，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认真反思过去自己施政的所作所为，他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不再奉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使西汉国势得以避免持续恶化。


  （3）、后继乏人
  晚年的“巫蛊之祸”的发生，猜忌原本最佳继承人太子刘据，此是一大错误，所谓“虎毒不食子”，况且自己一手培养的后继人，却因一位闲臣的挑拨，逼死太子，最后以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继承大统，何能治国乎！帝皇传承关系到汉刘家族之兴盛，此是汉家皇脉的最大遗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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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历史的评价

  汉武盛世，使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这一时期，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不过传统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均认为，汉武帝力行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独尊儒术、设罝五经博士等政策，虽然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位中期之后，由于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纵享乐、荒诞迷信、残暴多疑、穷兵黩武等种种行为，造成西汉国力、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大幅衰退，当时人民承受这些现象的苦果，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因此他们称所谓的“汉武盛世”，不过在文治学术方面尤为人称道，至于武功方面则通常同情于对人民财货与生命付出过度的损失与牺牲。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地位地位铺平了道路。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而宣儒并不等于弃法，法依然是汉武帝时期的最终裁决手段，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漠南无王庭”。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从此西域成为几大文明交汇之地，汉武帝被称为“冠于百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