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贝日记》看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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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特意在TB上购买原版的《拉贝日记》一书（下图），从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能更进一步，对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徒进行强力的讨伐，同时对遇难的同胞表示深切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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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贝日记》的作者介绍
    约翰.拉贝，英文名John Rabe，二战时他有个中文名字叫“艾拉培”，南京人民写给他的感谢信中，对其使用的是后一种称呼（原文：“艾拉培先生：济难扶危，佛心侠骨，共祝天庥，俾尔戬谷。一九三八年一月本院难民共献。”）。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人、南京安全区主席。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他追随希特勒，但又受到中国人的爱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 “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曾经多次写信给希特勒。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多次演说，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他被人们称呼为“洋菩萨”。约翰?拉贝被称作“中国的辛德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1950年拉贝逝世。
   《拉贝日记》于1997年出版，并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它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先生故居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1号南京大学内，同时建有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为了纪念拉贝，其在德国柏林的墓碑也于1997年运抵南京，现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拉贝并不仇视犹太人，他有犹太朋友，甚至还协助过一家犹太人逃往英国。
   纳粹
   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约翰?拉贝，在纳粹中属于元老，很受尊敬。他1908年(27岁）就来到了中国， 1919年甚至还数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驱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也对德宣战，而他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商务代表的身份则异常尴尬，才被迫回国休整。被遣返回国的第二年，拉贝回到中国，打着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做着掩护，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这段时间他受到重点监视，怀疑他多次来访中国有着其他的隐藏目的，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的权益之后，他才告别了“黑名单”，不再是“行迹特殊的人”。
   拉贝与大多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以及要员们都有着极为特别的关系，除了军界人员之外，还经常接洽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要员，以及以纳粹党徒身份镶入日本军界的远东第一间谍佐尔格。日本人在历史书上给他扣了个纳粹间谍的帽子。
   也正是这些复杂的身份与经历，才使得拉贝的日记以及保护下来的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被莫名质疑，很多文字资料都没有得到更高的重视。原因在于，日本人在国际法庭辩称”一个纳粹党徒的话，毫无说服力，不该被公信……。“
   活菩萨
   1937年(56岁）的冬天，日军侵占中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并撤离，南京宣告沦陷。一时间，大量的日本军队蜂拥至南京城内，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顷刻间，南京城尸横遍野。
    拉贝是在南京沦陷前匆匆从秦皇岛结束休假赶回南京，很多人认为跑都来不及呢，回去趟这个浑水干什么，但拉贝认为，自己在中国生存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与自己已经无法再分割，没理由在这种时候充当一个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坚持留下。在日本飞机整天疯狂轰炸南京城内每一处目标时，大量平民丧失了庇护，拉贝偶然间发现，西门子公司一直所悬挂着的纳粹党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他当即打开公司大门让街上的上千百姓涌入，在纳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在拉贝以德国纳粹党员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慑下，他逼原本对安全区实行运输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与药品能成功运抵，拯救数十万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带头捐出存款，与众人一起凑钱去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冻死。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拉贝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糖尿病每天都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他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务必先拯救下这难民营中仍在苦苦挣扎的二十多万无辜百姓。
   拉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中国难民，而他则自己掏钱奉养起了他们。他的行为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活菩萨”。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里，拉贝为了救护中国难民而日夜奔忙，竭尽心力，二次累得昏倒。他的一些事迹并没有在日记中记载，如他带着助手冒着生命的危险跑遍南京街头，用照相机拍摄下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也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证，并在1937年12月26日时，将这些重要的资料交到了德国驻日大使馆情报分析员佐尔格的手上，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将这些文件交到德国政府高层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视，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予以制止。虽然，他的目的并没有达成，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身为前苏联秘密特工的佐尔格还是将这些资料复制了几份，交给了德国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政府那里才得以保存。
   凄惨晚年
   1938年二月份，拉贝的糖尿病已经开始恶化，而且，由于拉贝对日军的不断施压，以及他对日本暴行的不断指责与控诉，激怒了日本军界的要员们，强行要把他驱逐出南京，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后，决定对拉贝召回，接受质讯。拉贝最终在将难民营托付给马洛、魏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士，安排妥当后便回了国。
   在回国之后的不久，拉贝被党部的人调查，并封锁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拉贝没有接受警告，陆续在德国汉堡、墓尼黑、汉诺威等市多次发表演讲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在遭到军警驱逐后仍旧坚持抗争，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确认无太多罪名可立之后，他又在家中被软禁，被特工监视。后来，在拉贝被捕的事件影响逐渐扩大化之后，纳粹分子将他列到了黑名单之上，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拉贝没有屈服，反而是一再执拗地抗争着，不断地喊着要回中国，回南京。
   在纳粹政府被推翻之后，拉贝也没有因此而重获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纳粹党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投入到了监狱。借助来自中国方面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后，拉贝被暂时性释放，但仍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但却没有想到，在英国方面拘禁并审查他之后，前苏联方面又再度把他丢进监狱，在最后一次离开监狱之前，拉贝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了极为危机的地步，随时会终结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会被释放。但他入狱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还是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捐款热潮，人们倾囊相助凑齐了几千美元，才将他赎出监狱，恢复了半自由的身份。
   拉贝的晚年十分之凄凉，在1950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五个年头他就逝世了，当时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也仅只书写下“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他所做的，所写的，所成就的，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部分，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
    拉贝的中国秘书
    拉贝先生有个中国秘书，叫韩湘琳，《南京！南京！》中的唐天祥是以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迹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是，要特别澄清的是：
    1：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汉奸，相反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他被拉贝任命为粮食委员，是安全区内最重要的中国工作人员之一。1937年末日军策划了南京惨案，韩湘琳当时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他对整个安全区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韩湘琳的确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但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一个国民党的飞行员汪汉万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卖了中国军人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了下来，让一个国民党军官（即历史上的汪汉万）跟着拉贝离开，历史上韩湘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南京。
    3：韩湘琳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后，继续解救南京难民，并且一直活到了抗战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逝世。
    韩湘琳是拉贝先生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他在二战结束后还出庭作证指控日军的暴行，生平著有《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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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贝日记》内容简介
    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是日本在中国所犯的累累罪行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后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历史不容篡改，不断有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其他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为此提供揭露真相的材料，为世人还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中珍藏史料记载的这些人和事，感染和感动了许多人前来这里调研相关历史。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便是其中一位。在创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期间，张纯如一度扎进这间特别馆藏室整日进行调研，最终成为让拉贝日记及魏特琳日记公之于世的关键人物。

    《拉贝日记》内容摘录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937年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7年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7年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1938年1月1日：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1938年1月3日：这些城陷后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当中，恐怕有2000人被日本人刺杀，这是非常残忍的，而且绝对违反国际法；在攻城的时候，大约2000平民被打死。
    1938年1月6日：克罗格看见汉中门边的干渠里大约有3000具尸首，都是被机枪扫射或是别的方法弄死的百姓。


    以下为原版书籍，欢迎阅读，若您关注欢迎购买正版书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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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胡绳

    60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所犯严重罪行之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虽然日本当时当权者和以后当权者中的许多人竭力否认有这样的惨案，企图隐瞒事实真相，但事实就是事实，不断有身经这个惨案的人(包括当时的日本军人)提供了揭露惨案真相的材料。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这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友人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在标志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而又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首次出版面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拉贝(JohnH.D.Rabe)于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他们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他还在他的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国以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在受到德国警察盖世太保的讯问和警告之后，他仍然暗暗地细心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有关资料，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代理)。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部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这是不可以苛求的。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这一惨绝人震的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国家挑起来的。战争中种种罕见的野蛮残暴行为，都是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是其中显著的事例。这种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许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即使是德意日这些国家，也有数量众多的人是对法西斯不满和反对的。这样就形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凭借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力量最终取得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胜利。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这部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读者将从这部历史资料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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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亲爱的读者，我想在此明确肯定地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致被认为是自大狂，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加给我的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视为理智不正常。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请您倾听下面的叙述。
    我从来都不是特别的悲观主义者。我竭力回避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译注："乌鸦"在德语中和"拉贝"为同一个词)。虽然我健全的理智不会总是百分之百地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我在最后一刻总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译注：拉贝的呢称)，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不这样，我怎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转动的传送带正在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由于战事不断，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战事不止一次地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或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对自己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受到真正威胁的，但我们必须忍受这些，就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厄运，去北方的铁路因此而中断，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变得十分炎热。因此在七八月间，人们都到青岛海滨、烟台(译注：原文系"芝罘"，烟台旧称。以下统译为烟台。)或是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去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因为从陆路(津浦铁路)不再能驶到天津，我便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们的旅行目的地和我相同，但要是没有男人的保护就不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后来她们以唱歌和幽默等最愉快的方式缩短了我的行程和时间。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要是我早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盟洗台的话，那我就会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而不用经常到洗澡间去了。人们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秦皇岛有声望的人也陆续都来了。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我以前熟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秦皇岛那时已被日本人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我感到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的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小时路程)，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我立刻在秦皇岛请人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因此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下告别了我的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天津，晚了一会儿。一些好朋友在那里给我搞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之后，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车夫想在那里停下来。我这个人虽然并不太刻板，但是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我不得不用了一句我熟悉的中国最难听的骂人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要像样得多。到达那里时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我们在烟台的代理是安茨公司，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与他接通了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我很快以贵宾身份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和布瑟出去寻找，我们找遍了当地的所有药店。在我们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素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宰我一刀。次日，当所有的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请我吃饭。我在他们两人家里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十分愉快。在施密特家里，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我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译注：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使我疑惑不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所有知情人对我的"笨脑瓜"大大打趣了一番。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到来时，我就更为高兴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搞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轮船票果真搞到了。
    告别烟台时，我的心情很难受。那里有那么多快活的人，我几乎忘记了战争。我登上的那艘轮船也是到处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作好住统舱的准备。但与布瑟很要好的船长不同意这么做，他给了我一个设备舒适和漂亮的舱房。
    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是"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待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到青岛来疗养。我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获悉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情。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的左右时，她多么为她那个正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担心。这男孩倒是安然无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还拜访了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已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乡绅般的生活。我同他漫步走去，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自己可以确信，那时它还很完好，据说后来它被中国人破坏得十分厉害。
    我坐火车从青岛到济南十分顺利。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再次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着，我经津浦铁路顺利地到达了浦口，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南京。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愚蠢地询问我是谁，我回答：德华大兵(就是说，德国军事顾问)。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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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家劉愛民注：原正版书籍是许多图片的，为节省空间，图就省略了，请原谅！

1937年九月日记

    １９３７年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11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时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15分，从下午l时15分至2时30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米一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译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译注：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4所～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是在警报拉响后人员全部离开了房子。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没有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后面，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旁，两枚炸弹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弹坑的周围，正在从这些中国房子的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损坏，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
    中央党部里不许我进去。据说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10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

    9月23日
    今天天气很闷，下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弋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会传染！)。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开始就坚决拒绝了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的大使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说他旅行去邻近城市(芜湖？)后又返回了。基斯林一巴德尔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那里被视为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空袭后，现在人们已不再信任它。他随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赖，虽然这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来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信内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该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对此也许会来一个答复。

    9月24日
    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昧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40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末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波长600——上海)，想听点音乐换换脑筋，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末了，播音员还情绪过分激动地说："此首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此时还有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一份请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

    9月25日
    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空中来访。假如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里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根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称，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为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已做好了准备。我们听到后都急于想知道他要怎么做。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每天租金为1000墨西哥比索，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但不太远，以便不久又可以返回。我说这是个好主意。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说，是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为此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以便人们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轮船。


    9月25日，晚上7时30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9时30分～10时30分；12时～14时30分；15时～16时20分。
    后来，在16时45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时30分～15时)。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11时～12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时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了家。下午5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
    有8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T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3000米高空被击落的。

    9月26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2时30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的市内电网并网。这是一件太好事。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2时30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有男有女。当我在下面觉得太难受时，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口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我等待着，一直等到4时，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鸣鸣声。机群转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睡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多么高兴啊！！

    9月26日，上午10时
    这个时间我们不应该"高兴"——这不言而喻！韩(湘琳)先生刚才来了电话，说中央广播电台昨天受到了严重破坏，城里电台的广播电缆也断裂了。这么说，日本人达到了目的：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暂时被炸成了哑巴。但据说当时没有人遇难，真是谢天谢地。如果允许的话，得出去看看情况。

    9月26日，下午4时
    我坐车在全城刚刚查看了一遍回来。中央广播电台昨天中了10枚炸弹，但电台本身没有受到很大损失。我不能说这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有可能是别人对我说了假话。可惜刘工程师不让我进人大楼，因为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秘密设计(自己制造的10千瓦电台)。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外界说电台被炸毁了，实际上损失并不很大。就在电台的前面，在投弹的方向，有好多房屋(可能是军营)以及政治犯监狱的一部分围墙都被炸毁了(当场炸死了一些人)。除此以外没有看见别的情况。
    距离中山路上德国黑姆佩尔饭店不远处，在天生药房和远洋办事处的对面，大约有12所中国人的房屋被几枚炸弹炸得精光。房子前面一个防空洞里，除去坐在中间的一个人外，里面的所有人都因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而丧生。有一个伏在防空洞后面地上的行人被抛出了10英尺，却幸免于难。总共被炸死30人。一些上面印有红卍字标记的普通木头棺材还是空空的，人们从昨天下午起就在废墟中寻找其余的尸体。街对面房子(约有8所)的窗户和门全部都被炸弹产生的气浪冲坏了。远洋通讯社不得不把办公室迁走。中央医院里落下了15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因为许多弹坑一个接一个，就在中山路的方向。它的后面就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及其一些实验室，它们已经被轰炸过一次。想必医院在昨天空袭后已经迁走，因为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只炸死了两个人，但实物损失巨大。在院子里可以看到两个弹坑，它的直径约20米，深5米～6米(500公斤的炸弹)。它后面约10米～15米处有一个防空洞，200多人躲在里面，全都幸免于难。外国通讯员和记者对所有破坏情况都拍了照，以便让外界了解破坏的程度。
    昨天晚上，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周工程师经过26个小时的火车行程后才到达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出差到这里来修理多路电话设备的。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在交谈中我问他，他的家人对他只身到这里来是否放心，会不会担心他途中发生意外，他给我的回答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他回答说："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决不可对西门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到北方老家去，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依靠我们自己的薄田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指望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但是周先生的这番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的人士那里。

    9月27日，上午9时
    多坏的天气——就是说，天空阳光灿烂！我们准备经受再一次的空袭。全世界一定已经获悉了这里在上星期六(9月25日)遭受的灾难，将会再次进行抗议。但是，这里谁都不相信日本人会理会这类抗议，星期六对中央医院的轰炸就是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先前所有抗议的一种最明确不过的回答。

    9月27日，晚上7时30分
    今天我们在一天内遭到了3次空袭：从10时到11时；从12时到13时10分；从13时30分到14时。上午天空有云，很难看得见空袭者，后来发现时它们已在远处。
    采用我们机器设备的水利錏厂受到了猛烈的轰炸，据说部分厂房已被炸毁。我想，永利錏厂是生产煤气的！多么危险的事情！
    后来据说浦口火车站也挨了几枚炸弹，炸毁了两节车厢。除此以外，我再没有听到其他情况。我觉得似乎自来水厂也受到了空袭，但自来水龙头还有水流出，我们家里的电灯也亮着。乌拉！厄梅上尉今天晚上回国去了，给我留下了罐头食品、一台收音机，这些东西一共作价60元(收音机在没有找到买主以前我可以一直保留)，还有两张水表和电表的银行保证单(这是两张在任何交易所都不能上市的有价证券，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工厂不再支付保证金)。他也托我把这证券保管好，等待战争结束后为他兑付。除了拉贝以外，居然还有别人是乐观主义者！好吧，那就视你一路平安，我亲爱的厄梅！！如果有人离去，倒也有好处——今天晚上我就吃了罐装的俾斯麦无刺腌鲱鱼。

    9月28日
    多好的航空天候——出了太阳，天空少云。中午以前很平静。在中午12时～下午2时15分有警报。日本人来访了。我数了一下，有6架飞机，它们受到了高炮中队的射击，便分两个梯队各3架拐向东面和西面飞去。听到投下了一些炸弹。然后，天空的云越聚越多。看见有4架中国飞机不断地在城市上空盘旋，但已不再有日本飞机。我刚才听阿尔纳德少校说，当时他正在一座山上值勤，看到日本飞机从他头顶上方约100米高处飞走了。
    今天，远洋通讯社(艾格纳先生)搬进了我的学校楼里。远洋通讯社的中国职员们不想再在他们原来的办事处继续工作了，因为它已被落在附近的炸弹损坏(窗玻璃、门和室内的天花板都被气浪损坏了)。

    9月28日
    上午7时，普罗布斯特博士和安装工里贝两位先生刚从上海到达这里。他们的任务是检查被炸的下关电厂，并和电厂的有关领导商谈恢复发电事宜。

    9月29日
    今天是雨天，不用担心有飞机空袭。我和普罗布斯特博士拜访了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大使馆参赞菲舍尔、下关电厂、中校阿德霍尔特(译注：前文为中尉，原文如此)和纳可可公司的C.恽。
    晚上，阿德霍尔特带来消息说，施特雷齐乌斯夫人在青岛因心脏病去世。

    9月30日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遇上这种天气真走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访问永利錏厂的安排取消了，因为我们在下关等待何博士来，结果空等了一场。我们的汽车在铁道部的前面出了故障。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的黄将军。后来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