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的治世---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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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景之治是指西汉初年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两位皇帝统治时期（前180年~前141年）治世统称，这是汉朝建立后的第一次治世时代，也是君主社会第一个盛世时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汉初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提升国家实力。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三年零四个月的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汉高祖刘邦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重农抑商，恢复了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君主专制社会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公元前196年四月廿五日汉高祖刘邦驾崩后，五月二十日十七岁汉惠帝刘盈即皇帝位，为西汉第二位皇帝。汉惠帝即位后，实施仁政，减轻赋税，提拔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与民生息的政策，推动了经济的繁荣。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他废除秦时禁锢，使黄老哲学代替法家学说，打开各种思想发展的大门，但是仁弱的汉惠帝在位期间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强势的母亲吕后手中。在随后的吕氏治理期间，忘却高祖的“白马盟誓”，吕氏一族坐大，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爆发了诸吕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史称为汉文帝。
    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同时也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的养精蓄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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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漢景帝時期的叛亂---七國之亂詳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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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漢創建之初至漢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歷文、景二帝仁慈恭儉，篤信黃老，以清靜不擾民為政策，海內富庶，國力強盛。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主要表現在：
  一、政治方面
  1、無為而治
  大漢帝國建立之初，利用民眾對秦王朝殘厲法制的不滿，順從民意，進行了政治改革，與民休養生息，採取了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原道》篇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像《淮南子·覽冥》中所說“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所說“上無苛令，官無煩治”。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另一種種角度看，卻透露出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這種政策強調行政上不妄為，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政擾民，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這種政治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進步。
  文景時期，繼續推行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各項政治措施實際上都圍繞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展開，並適當補益損革，使得漢朝國力逐步恢復。文景時代比較寬和的政治空氣，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漢書·食貨志上》說，“文帝即位，躬修位節，以安百姓”，對於當時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2、穩定局面
  文帝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 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 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
  漢初統治者認為秦朝郡縣制並不成熟，在國體上實行了郡國並行制。
  漢文帝即位之後，首先封賜推舉自己上位和誅殺諸呂的有功之臣。漢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封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太尉，組成新的漢廷中央。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漢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趙幽王劉友之子劉遂為趙王；徙封原琅邪王劉澤為燕王。後來，又立劉遂之弟劉強為河間王；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又徙封為淮陽王，後徙封為梁王；封劉參為太原王；劉揖為梁王。
  漢文帝根據群臣的建議，立長子劉啟為太子。這樣，自漢高祖以來，預立太子就成為漢家的定制。
  漢景帝即位後，加強中央集權，重用禦史大夫晁錯，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國之亂”後，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國與郡基本上趨於一致。諸侯王國領郡由漢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郡由漢高祖時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
  漢景帝抑貶諸侯王的地位，剝奪和削弱諸侯國的權力，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並且收奪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
  但是諸侯王勢力並未徹底解決，以致後來漢武帝不得不繼續採取相應的措施。
  3、虛懷納諫
  文景二帝還十分重視有識之士，聽取和採納他們有利朝廷的建議。思想家賈誼提出農業生產是立國的根本，只有把糧食積貯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錯提出重農輕商的主張，提出使農民附著於土地的觀點，文帝都採取了措施加以實行。
  4、修改刑罰
  秦朝時期大多數犯罪的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減輕了笞刑。
  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並沒有認真執行。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漢景帝在法律上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其一，繼續減輕刑罰，對文帝廢肉刑改革中一些不當之處的修正。其二，強調用法謹慎，增強司法過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對特殊罪犯給予某些照顧。
  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這兩項措施都是在文帝時由太子家令晁錯提出，並被文帝批准實行的。景帝即位後，繼續執行了這些被證實是有效的措施，並使它更為完善。大批徙民充實於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而且爭取到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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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軍事方面
  1、強化軍權，鞏固皇權
  軍權是保障皇權最重要的權力，漢文帝在進入長安的當天夜裏，就命令親信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二軍；命張武為郎中令，巡察保衛宮中。有司衙門分別誅殺少後帝及其三個弟弟於各自的府第。皇帝回到前殿，連夜頒佈詔令，大赦天下。
  漢文帝知道自己在漢廷並無雄厚的政治基礎，有的宗室認為他是“摘桃派”，僅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擁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臨的是不斷壯大和日益驕橫的諸侯王勢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務是採取恩威並施的兩手策略來鞏固皇權。
  2、維護統一
  由於漢王朝大力推行無為政治，對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起了催化作用。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必然使劉氏宗室內部在皇權和王權的分割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從文帝即位後就開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叛亂，首開王國武裝反抗漢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鎮壓，叛軍頃刻瓦解，劉興居被俘後自殺。
  只過了三年，淮南王劉長又舉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動，即被朝廷發覺。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罷去他的封號，將他發配蜀郡。途中，劉長絕食而死。
  賈誼獻策兩起叛亂雖被平息了，但漢初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實際上已成為對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勢力。朝廷中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到了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的時候了。賈誼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時年28歲的賈誼上《陳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兩點：第一，親疏不是主要問題，即同姓諸侯王不比異姓王可靠。第二，是強者先反叛，弱者後反叛，在這樣的封國條件下，最後都是要威脅中央集權政權的。賈誼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眾建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諸侯王國的勢力，從而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
  漢文帝十分欣賞賈誼的《治安策》，然而，當時他正用心於穩定政局，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形勢不允許他與諸侯王公開對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齊王劉則死，無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齊國為六國。又封劉長的三子劉安、劉勃、劉賜等為王，將淮南國一分為三。賈誼關於眾建諸侯的建議，至此才得以實施，但皇權和王權的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分權和集權的問題依然存在。由於漢文帝對同姓諸侯王基本上採取姑息政策，所以導致了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
  漢景帝即位後，先提拔晁錯做內史，然後又升晁錯為禦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錯經過分析，告訴劉啟要特別提防諸侯勢力最強大的吳王劉濞。
  漢景帝知道了七國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亞夫帶領三十六個將軍去攻打吳國、楚國叛軍；派曲周侯酈寄攻打趙國叛軍；派將軍欒布攻打齊國叛軍；派大將軍竇嬰屯兵滎陽，監視齊國、趙國的軍隊。
  竇嬰向漢景帝引見曾擔任過吳國丞相的袁盎。漢景帝召袁盎進宮相見，趁機勸說漢景帝殺掉晁錯，以保國家安全，平息叛亂。漢景帝採納了袁盎的計策，便殺了晁錯。
  而七國之亂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漢景帝調派周亞夫等將領領兵平叛。周亞夫採用截斷叛軍的糧道然後堅守不出的戰略，最終擊潰了叛軍，用三個月將叛亂徹底平定。
  七國之亂平定之後，漢景帝將各諸侯王國的權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諸侯國的官吏數量。諸侯王不再有行政權和司法特權。經過七國之亂，諸侯王的割據問題得以徹底解決。
  3、安定邊疆
  漢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賢王背棄和親之約，率數萬大軍侵佔河南地（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地區），並進襲上郡（今陝西綏德地區），殺略漢民，威脅長安。以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遁去。雙方雖未交兵，但這次用兵是西漢自白登之圍後對匈奴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表明西漢王朝並不甘於和親政策。
  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單于親率14萬大軍入侵漢地，前鋒直抵岐州雍（今寶雞鳳翔）、甘泉（今陝西淳化西北），距長安僅200裏，直接威脅西漢王朝的統治中心。文帝得報，立即命中尉周穀、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屯駐長安附近，防衛京師；漢文帝欲自率軍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漢文帝，文帝乃止。又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上郡、北地、隴西等處兵馬車騎迎擊匈奴，苦戰月餘，老上單于方退出塞外，而漢軍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從此，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西漢王朝深以為患，不得不遣使者複與匈奴修好和親。漢文帝後元四年（前160年），老上單于死，其子軍臣立為單于，仍以中行說為親信，積極準備攻漢。
  漢文帝後元六年（元前158年），軍臣單于絕和親之約，對漢發動戰爭，侵入上郡及雲中郡。文帝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率軍進駐飛狐（今山西上黨）；以原楚相蘇意為將軍，將兵入代地，進駐句注（今山西雁門關附近）；又派將軍張武屯兵北地，同時，置三將軍，命河內守周亞夫駐屯細柳，祝茲侯徐悍駐棘門，宗正劉禮駐霸上，保衛長安。此時，匈奴騎兵已進至代地句注邊，邊境烽火警報連連告急。漢軍經數月調動，方抵邊境地區。匈奴見漢軍加強了守備，遂退出塞外。
  總體而言，受制於國力、統治思想和馬匹、武器等具體物質基礎，文景時期對待匈奴的入侵並不組織軍隊主動出擊，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負擔，使恢復不久的正常的經濟生活再次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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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技方面
  淮南王劉安及其淮南學派，是活動在漢文帝、景帝和武帝前期的文化集團，這段時間也正是我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都產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淮南子》正是西漢初年社會發展環境的縮影，書中為了“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論述覆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許多領域，呈現出許多令人歎為觀止的科學技術成就。
  《淮南子》中有著豐富的科技思想，除了有農、醫、天、算四大傳統科學體系之外，還包含著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方面的科學知識，同時也包括以技合道和重技輕器、言傳之知和默會之知的有效統一、經世致用的技術傳統、技術的進化與管理調控等方面的技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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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口繁衍方面
  文景時期全國戶口的增倍時間，也基本上與列侯的情況相一致。這23個侯國的初封多在高帝時期，而罪免或絕綱多在景帝年間，僅有個別在武帝年間免侯，因此上述侯國的戶口變化、基本上反映了西漢前期的人口增殖狀況、若將流民回歸重新著籍的因素排除在外，西漢初年實際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估計在12%左右。如果以西漢之初人口1300多萬為基數，按12%年均自然增長率計算，從高祖五年(前202年)算起、到文、景之際(前157年一前156年)全國人口已達2500萬；景、武之際(前141年一前140年)已達3000萬；在武帝前期可能出現3400萬的人口高峰、符合史籍所載至武帝時“民眾大增”的高增長勢頭。正是因為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礎，才能夠發動北逐匈奴的大規模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