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译文】汉代建立,距离圣明帝王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又不能流传,法律制度无可沿袭。当时,独有叔孙通一人大略地确定了礼仪制度,天下只有《易经》及其卜筮的书,而没有其它书。到汉惠帝时,才除去藏书的禁令,但是公卿大臣降侯、灌婴他们都是骁勇的武将,对此事根本不在意。到汉文帝时,开始使掌故晁错从师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房屋的墙壁中取出的时候,腐烂、折损、散乱、断毁,现在这本书存在,但不过是私相传习而已。《诗经》开始萌芽。天下的各种书渐渐出现,都是诸子的学说,仍然在学校广泛设立,来置博士。在汉朝的儒者,只不过有贾谊罢了。到汉武帝以后,邹、鲁、梁、赵之地渐渐出现《诗》、《礼》、《春秋》的前辈教师,他们都出现在建元年间。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不能单独通晓一部经书,有的人精通《雅》,有的人精通《颂》,相合才能成为一部整经。《泰誓》后来才得到,博士们群起而攻读它。所以诏书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我非常担心。”这时,汉朝建立已经七八十年了,离开整部经书,本来就已经很远了。
【原文】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译文】此外,鲁恭王毁坏孔子的住宅,想建立宫殿,而在被毁坏的墙壁中发现用古文写成的经书,《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汉武帝天汉以后,孔安国献了出现,遭逢巫盅之狱的仓猝灾难,还来不及研究流传。另外,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都是古文写成的旧典籍,多达二十多部,藏在秘府之中,藏匿而没有发表。汉成帝担心学术残缺不完整,稍稍背离本来的面目,于是,陈列发表秘府所藏的书,校勘整理旧的文章典籍,得到《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三部书,用来考察学官所传的经传,它们有的脱简,有的编次错乱。流布在民间的,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所遗留的学说与此相同,受到压制而没有研究传习,这就是有见识的人所惋惜和忧虑,有志向和学问的人所痛心的。过去那些承袭前人之学的人不考虑被废弃以后造成的残缺,苟且因陋就简,来分析文字以及烦琐或破碎的言辞,学者们殚精竭虑,但不能从头到尾完成一部经书。如果相信口说就会违背传记,认定末师就会排斥往古,至于国家将要出现的大事,象创立太学、封禅、巡守这样的仪式,则昏暗而不知其本原。还想抱残守缺,心怀怕别人看破的私心,而没有遵从善良奉行仁义的正直无私的心意,或者心怀妒嫉,不考察实情,随声附和,随意宣称孰是孰非,抑制了《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的传习,他们认为《尚书》最为完备。说左丘明不是解释《春秋》,这难道不悲哀吗?
【原文】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译文】当今皇上道德通达神明,继承传统,发扬伟业,担心文章学说的错误杂乱,学者文人如此,他虽然表明他的主张,但谦让不专断,喜欢与有志向和学问的人商同。所以发布圣明的诏书,尝试《左氏传》可不可以立于学官,让亲近的臣子接受命令,来扶持这微弱的局面,与诸位君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希望废遗的经艺能够建立起来。可现在则不是这样,一些人严紧闭关,坚决抵拒,而不肯试一试,苟且不诵习它,还想绝去此学,想以此来堵塞仅剩的一点流传路子,灭绝精微的学说。可以一起共享成果,而不能够参加最初的策划,这不过是普通百姓所做的罢了,不是所期望的有志向和学问的人所为。况且这几家的事情,都是先帝亲自讨论研究的,当今皇上所考察的,那些用古文写成的旧书,都有证据,秘府所藏和民间流传能够互相印证,难道可以苟且罢了吗!
【原文】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译文】礼失去了,从民间寻求,古文经书的得到不还胜过从民间寻求吗?过去的博士,研究《尚书》的有欧阳氏,《春秋》有公羊氏,《易》有施氏和孟氏,可是宣帝还又广泛设立穀梁氏的《春秋》,梁丘氏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的学说,它们之间意义即使相反,还并存它们。为什么呢?是考虑到与其错误了而废弃它,宁可错误了而设立它。传说:“周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散在人间;贤能的人抓住大处,不贤能的人只抓住末节。”如今这几家的学说,因为兼容大或者小的意思,怎么可以偏爱或弃置呢?如果一定要专执自己的偏见,抱残守缺,同师的学者结成集团,妒嫉道艺的真实,违背英明的皇上命令,失却圣明的旨意,以致陷入违背诏令就要治罪的议论,这是有志向和学问的人不屑采取的。
【原文】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 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译文】刘歆的文书言辞非常深切,以致许多儒生都怨恨。这时著名儒士、光禄大夫龚胜,由于刘歆移送文书上奏而深深责备自己,希望乞骸骨免官回家。此外,儒者师丹任大司空,也非常愤怒,上奏皇帝说刘歆改乱旧的制度,诽谤诋毁先帝立下的规矩。皇帝说:“刘歆想扩大道德学术,凭什么说是诽谤诋毁呢?” 由于这样,刘歆触犯了执政的大臣,被众多儒生所讪谤,刘歆害怕被报复讨伐,请求到朝廷之外去做官,担任了河内太守。由于皇家子弟不宜管辖三河之地,改任五原太守,后又转到涿郡,历任三郡郡守。几年以后,称病免官,从家中起用,又担任安定属国的都尉。适逢哀帝驾崩,王莽把持政权,王莽少时与刘歆一起做黄门郎,敬重刘歆,于是,禀告太后。太后留下刘歆任右曹太中大夫,擢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还派他管理明堂和太学,封为红休侯。主管儒林、史官和卜筮之官,考察确定乐律和历法,著成《三统历谱》。
【原文】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译文】当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刘秀,字颖叔。等到王莽篡夺了皇位,刘歆当了国师,后来的事都在《王莽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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