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虎标驱风油创始人胡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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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陈胡交恶

　　胡文虎初来新加坡时，人地生疏，他是福建省的永定客，也算是福建人，得到富商侨领陈嘉庚的款待，并介绍他加人怡和轩俱乐部。微妙的是，当时他找本地大埔人开的中药铺代销其药，但大多不乐意。79

　　胡陈都是领袖型的性格，然而性情却大相径庭：一个是我行我素，一个是处事稳健。陈国庆回忆说，“父亲的个性倔强，他想做的事，谁也阻止不了。”80　当时的帮派界限分明，陈氏是福建大帮中，德高望重的领袖。胡氏和其他方言群，是属于少数派。胡氏自小在街头打斗中，锻炼出宁做鸡嘴，不做牛尾的性格。他来新加坡推销中药时，年纪大约是四十岁左右，雄心勃勃。为了打广告，他特制了虎头汽车，在新加坡四处川行，尤其是那像老虎吼叫的喇叭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当然也会引起人的妒嫉。在那帮派成见很深的华人社会，问题就来了。门下吃闲饭的人，惹事生非是避免不了的。81　名记者康吉父，即李星可，对陈胡交恶，有这么一段话：

　　南洋华侨都知道胡文虎跟陈嘉庚不对这件事， 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不“对。的底蕴。陈嘉庚的部下“有天没日头”，不惜对新来乍到的胡文虎欺负，而且向他争利，以致陈胡之交竞致。凶终隙末。这是一种憾事。82

　　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胡文虎当年在新加坡与福建大帮陈嘉庚，争夺华人社会领导权。83　有争必吵，大争大吵，小者亦然。有了心病，芝麻绿豆之事，都会引起一场风波。事缘胡氏经常去怡和轩，时也来一手扑克之乐。在他四十五岁的1927年，有一次，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因抽烟不小心，掉了一根燃烧着的火柴枝，落到胡氏大腿上，烧穿了他的鲨鱼皮裤。这位仁兄，因善巴结殖民地政府，取得不少合同。胡氏在缅甸时，对那些仰殖民地政府鼻息的华人，已经有强烈的反感。当场跳了起来，骂他抽太多烟，像个猴子学洋相，受了英文教育，中华传统都消失了。84　胡文虎于是逼他，来个五万元大赌，看他有没有种，且不让他割牌，声明不信任与外国人有交关者、又指责他像条走狗。85　两人愈赌愈大，喧闹声把陈嘉庚引了出来。他要阻止这场无意义的赌博，胡氏当时在火盖眼气愤下，误会了他的好意，以为他故意干扰。还向陈氏挑战赌一场，陈氏不悦遂拂袖而去。86

　　两人关系的恶化，在商业的竞争方面，尤其激烈。虎标良药赚了钱，陈氏相同药类的钟标也跟人市场，康吉父认为是陈氏门人的主意。87　并且还通过Chart & Eber律师行，于1928年3月14日，在新加坡公报上通告各方，“虎标乃属于陈嘉庚财产，与他制造和售卖的下列商品有关：罐头黄梨、肥皂、头发洗涤剂、化妆品、牙膏、糖食点心、饼干、巧克力和糖果，任何人如果用或模仿这商标或以其他方式侵犯陈氏的权利，将会受到法律行动对付。”88　有趣的是，陈氏的老虎商标与胡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不同者，胡氏自仰光创业，就沿用的老虎，是从右向左奔跳，比较瘦；而陈氏的则是从左向右奔跳，比较胖。胡文虎见了，一定会被气得五孔生烟。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一直等到1929年12月2日，胡文虎才通过律师 Braddell Bros 在殖民地公报上，声明谓：“上述商标，均属永安堂之财产，已经多年被用来在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非马来联邦，推销中药和其他医药制成品。这通告，警告所有人士，一旦侵犯，就开始采取法律行动。” 89　胡文虎所登在公报上的图样商标有三，即是万金油、立止头痛粉、八卦丹原样包装。与此对照，陈氏的只是一张长方形的白纸，说服力不强。

　　陈氏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他的属下出此一作，可能有苦衷。但是，问题就在于陈氏的律师，怎敢未取得大老板的同意，径自为此?其部下，也竟敢先斩后奏?这个问题，至今仍旧是个谜。当时的经济环境，对陈氏是非常不利的。康吉父简扼地提到当时的情势：1925年以后，一入1926年新春，胶价就开始下跌，由每担叻币一百七八十元跌到九十余元，陈氏胶厂及制造厂，除了饼干厂及黄梨厂可维持，其他无不亏折：而且又发生过一次制造厂的大火灾，损失不赀。跟着就是1929至1931年的全世界经济危机，树胶每担降至七八元，树胶鞋由一元余跌到每对二角钱。陈先生这时候事实上已经破产。”90

　　1928年的第三季，胡文虎出任华侨中学总理，在任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新加坡的事。 “胡文虎先生在担任总理期间内，斥资建造虎豹楼及二座校门，又修筑校路，并在虎豹楼前开辟一运动场。” 91 虎豹楼是一座学生宿舍，建筑费约叻币七、八万元：92　问题就出在校门旁侧上，有“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字样，给予人的印象是他们捐赠了整座学校。

　　陈氏对此非常不满，这可从他的《南侨回忆录》里看出。他对“其中乃有某董事主席异想天开，提议并得到董事会赞成自费花了千余二干元筑两校门”，大不以为然。陈氏亲自巡视，见右门柱上直书“某某姓名捐资建筑”。他请诸董事取消石柱上的字，但没结果。遂发动了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新加坡华侨中学赞助人大会，林义顺任主席，93　出席者约一到二百人，议决铲去那十个字。胡文虎失了面子，诉诸法律，指控陈氏毁谤名誉。双方过了几次堂，终于在堂外解决。“本来假使双方平时没有恶感，事情是很容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的。如认为胡文虎有淆混之嫌，那尽可与他商量，或董事会讨论解决办法。可将‘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改为‘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此门’，或改为‘此门为胡文虎文豹捐资建筑’，使人看了一目了然。平情而论，这是陈嘉庚故意使胡文虎无伸缩的余地，事前一声不响，突然在报端刊登启事，召集赞助人来处理。” 94　很明显，陈氏目的是向胡氏摊牌。

　　对华中校门事件，郑良树提示了一个线索：“1930年5月初旬，华中董事部到了即将改选的时刻，新加坡华文报章突然出现一则‘华侨中学校董事部列位先生钧鉴’引入注目的广告。广告列出‘深为诧异’的事实…”同年5月底，胡文虎针对责疑登报提出七点澄清(详情见郑良树原文)。郑良树指出，“事情既由疏忽引起，于是帮派人之分及名望之忌相继渗入，在改选即将来临的敏感时刻，乃演变成为人身攻击，而胡文虎不得不灰心辞职了。”95　可见校门事件实与校董选举有关，也可能是个预谋。胡文虎在报端的回敬，间接指出对方小题大做，婉转地把事情归咎于一时之疏忽，可见其斗智之高超。当然这也有助其提高在新加坡诸众小帮派中的威望。

　　陈氏很可能是中了他“动敌”之计，给永安堂虎标万金油打了一个大广告：孙子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96　长期生活在华社帮派纠纷的胡文虎，何尝不会预料到福建帮的可能反应呢?官司打得愈久，虎标广告就打得更响亮。众所周知，捐一幢校舍或礼堂之类的建筑物，往往免不了有其兄弟之名在其上，当然这是高超的广告术!资本主义社会，本来就是利字当头，互利更是自然之事。以孔子“放于利而行，多怨”这句形容之，97　的确是恰到好处。话得说回来，在当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移民社会，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98　究竟是根深蒂固。胡氏之互利思想，有义利不分之嫌，实有违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之言。99　实际上，胡氏的着眼点，是“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的大义，而不是小义。孙子曰，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必以全争於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100　胡氏乃以。大义”为。全争”之战略，施展奇正之道，驰拼于天下。校门事件乃奇正相生之道也。

　　令人敬叹的是，私人恩怨，并不防碍他们合作振兴中华的大业。战后胡氏积极推行搞福建经建，得到陈氏大力支持。他们对同一事件，也先后发表相同看法。比如，1939年，胡文虎听了他在中国的代表，族弟胡兆详来港的汇报，列举福建省长陈仪的劣政后，吩咐他向国民参政会说胡氏要枪毙他。101　当时，胡与陈嘉庚均是国民参政会的代表。1940年陈氏率团到重庆和延安考察，见两地黑白分明，一是花天酒地，一是纪律严明，正如吴振强教授所洞察者，其视野扩大了。102　当陈氏沿途回归，经过福建巡察时，从当地百姓的指控，证实了他早已有所听闻之事，便公开责骂陈仪腐败。

　　但是，陈胡两人究竟是处境不同，他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因此并不一致。那时，陈氏早已结束生意。1932年，英国人的银行团，强迫陈嘉庚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维持到1934，也终于收盘。103　相反，胡文虎是个成功春风得意的大民族企本家，他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他必须与军政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在动乱的局面，任何意料不到的事，都会发生。举个例子就可见一般：重庆分行开张不久，就突然接到市政府通知，限期交纳二十万元的广告税，公然敲竹杠。胡文虎找人疏通，南京政府电令重庆政府云云，也就不了了之。104　胡氏是有人情债要还的，故当国民党派人南来整陈氏时，他不得不以圆滑的手腕，间接助了一臂之力。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0年12月31日，陈氏抵星之前，国民党当局，就已经有计划地部署好排斥陈氏：诸如通过外交，向英殖民地政府施压力，不准其入境，拒绝批准开群众欢迎大会。通过受其控制的报章， 《光明日报》、《槟城新报》，《新国民日报》和《霹华日报》大事诋毁陈氏。海外华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铁城，被火急地调来南洋，从事舆论攻击。1940年11月17日，他亲自登门拜访《星洲日报》。1941年1月9日，胡氏专程从香港回新接见吴氏。他成功说服胡氏，把左倾的俞颂华调职，由潘公继接任主编。两天后，《总汇新报》的社论，开始攻击陈氏，和转载攻击他的文字。105 1941年1月11日吴铁城，于《总汇新报》发表一文，攻击陈氏以无党无派的立场，鼓动华侨反抗在国民党领导下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是一种背叛行为。106　胡氏可能早就从吴氏口中得悉此策略，为权宜之计，腾出没有星字的《总汇新报》，给吴氏卖个人情。一个多月后，2月22日，胡氏在重庆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时，问及其办报之作用，回答说，“我办报馆一是为虎标药作广告，省得求别人登广告被敲竹杠；二是使华侨了解祖国，热爱家乡，中国人不爱中国那不是跟畜牲一样么”。老虎接着解释道，“我的报纸不涉及党派，《星洲日报》是蒋介石题的字，我知道后叫他们拆下来。”有趣的是，林氏听后，“微笑不语”。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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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业王朝

　　胡氏与其弟文豹建立的庞大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为了统辖各部，遂在1932年9月 5日，注册为虎豹兄弟有限公司，从事各种包括产业的投资。1934年9月20日，胡氏与怡保矿业钜子胡重益，合资在彭亨立卑创办了胡氏兄弟水力金矿公司；在抗战期间，创建了滇边实业公司：108　连同闽侨郑玉书、戴愧生、廉非波、陈伯诚等，发起组织华侨建设公司；109　投资一千万元，筹建云南矿物公司，用于开发矿物；他还投资二百万元，创办四川资中糖厂，与中国国内实业家，合办资本额一千万元华侨企业公司。110

　　胡氏对创办银行，兴趣颇浓。1933年，已有计划创办资本额五十万叻币的虎豹日夜储蓄银行，后因人手不足而中止。同年7月，他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电聘为福建建设委员会委员，到福建考察。他提的第一个建设新福建建议，就是筹组福建银行，后因事变，遂告吹。1939年8月间，胡氏宣布计划创办客家银行，总行设在新加坡，各埠设分行，额定资本为叻币四百万。111　战后他搞福建经建时，还是要搞一个省级的福建经济建设银行，但不成功。最终他在新加坡办成了，就是后来的崇侨银行。除了这，他还办了一间大众保险公司。

　　经过三十年奋斗，到了1938年，年届五十六岁时，根据日本战时情报，胡氏累计的资产，已达三千万美元。身价百倍，还当了中国银行名誉顾问。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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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企业管理

　　究竟胡氏如何管理他的企业王国?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他的王国，实际上，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宗亲、方言，和地缘的基础上，而以忠，孝、悌、仁、信义、行善为指导思想。他对孩子，自小就灌输行孝的思想，且身体力行，父母玉照，随身携带；在香港，每天清晨，步上半山坡，向父母玉照跪拜；每逢清明节，必在报端，报导携带家眷到仰光扫墓。

　　孩子们长大了，就安插主管各部门。他们职位的调动，全由胡氏决定。若有意见，只能通过他的朋友，不能直接向他提，任何时候他们都必须绝对服从。113　可见，胡氏是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深层积淀的影响。除了儿女，他偏雇来自客属姓胡的任高职位，不论思想倾向，最好是永定人。114　如其在国内之代表胡兆祥、私人秘书胡守愚和上海永安堂经理胡桂庚；出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相继转任主编《星槟日报》、《总汇报》的胡浪曼。只有在从本属请不到专业人才时，始向其他方言群物色。只要是能者，不论思想色彩，一律收留。比如，1949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董方城，115　早已是激烈的革命分子，在当时任职胡氏秘书胡桂庚的推荐下，出任了《缅甸晨报》正编辑。116

　　胡氏的管理，有一套激励方法，员工可以享受免费医药，在当时算是开创性的。只要按照工作要求，好好去做，可做到老；即使失去工作能力，仍旧受雇，而无失业之虞。他们的儿女，也有机会进入胡氏企业。117

　　其他福利，还包括免费教育。在彭亨立卑(Kuala Lipis)的胡氏兄弟水力金矿公司，开办了一所华侨学校，职工子女，可免费就学；职工妇女晚间，也可来上补习班。并且还设有篮球、羽球及足球场，供学生和职工运动用。118　胡氏对儿女尤为照顾，务使他们有舒适的收入，除了薪金和津贴，还供给汽车、房屋和家庭工人。119　胡氏书读不多，但有头脑，他悟出了一套利人利己的经营道德观。他的市场主要来自劳苦大众，他们才是真正的皇帝。胡氏认为因工界助其营业“独大”，故其之行善，“固亦商业上酬答平昔顾客，一种普通原则也。”120　其经营战略是以一般平民为销售对象，长期做到药真见效价廉；把赚取利润之半，通过行善、公益、文教事业，还诸社会，作为酬报顾客的支持。通过自办强大的新闻网，为自己塑造具有菩萨心肠的活佛，取信于天下，收到互利大循环之效。人们看到的是，钱财不断滚滚而来，一半滚滚流回社会，循环不绝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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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育事业

　　海外华侨商家，回乡投资兴学，几乎是一种风气。这与历来商贾为宗族子弟办学应试的传统，可能有关。子弟学而优则士，士而晋阶官场，进而购置田地成为地主，增添门面。然而，时代不同了! 华商虽然承续了办学的传统，也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最高境地，其主要之动机，还是与发展实业有关。缺乏了现代教育，实业就将难以进展。

　　胡氏办教育，重点是小学，其次是中学和大学。孙中山先生对于普及小学，尤为注意。这跟他向往的中国现代化计划和实现地方选举有关。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普及教育。胡氏对孙中山先生的工业建国计划，尤其是铁路网的建设，非常敬佩。121　胡氏雄心壮志，希望通过兴办企业救国。122　要发展实业，就必须有人才，所以教育是个根本的问题。

　　1935年3月，胡氏偕爱妻陈金枝游玩世界，7月返星；对欧美教育之普及，印象非常深刻。1935年8月起，教育部开始实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案，分期普及义务教育。123　是年秋，胡氏率领马来亚华侨选手返国参加全国运动会，宣布拨款三百五十万，124　计划在十年内在全国各地创办小学一千所。后来因为虎标良药赚钱多，改为五年，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千所计划停顿，只建了三百余所。125　用去了一百五十万元，尚存二百万元。1939年8月4日，他致函给蒋介石，建议把此项存款，暂为变通，购买公债。同年9月8日，蒋氏复函大加赞赏，并给于支持。遂依计划而行，126　在港购买公债，存人香港中国银行，希望抗日胜利后，继续建校。127　胡氏所捐建千所小学巨款之数目，是否足够应付庞大的开销?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胡氏的计划，实际上只限于资助建造校舍部分。1936年8月间，福建省府配合胡氏之建议，前后组织了两个单位，即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建筑委员会和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管理委员会。从管理委员会发出给各县市及特区署，得知其建造校舍所附之条件，其实有四；“(甲)能招集学童一百人以上者；(乙)有公地足够建筑者；(丙)有相当开办费者；(丁)每月能筹一百五十元以上经常费者。”128　由此可见，胡氏早有预算。

　　除了创办千所小学的鸿图之外，胡氏也广泛地以多形式资助在中国、新加坡、马来亚、暹罗和缅甸各地的各类型学校，诸如捐款、捐校舍、助经费开销、捐建设用、捐整座体育馆、科学馆、礼堂、捐桌椅、运动场、校园铺路、维持费、捐制服、捐设备、资助购买建校或校舍之地、捐建图书馆。由于所捐款项，有国币、叻币、泰国钋，计算不易，实难作出完整的统计。受惠之各类学校分布各国，下表所列者主要根据现成的资料，以及郑良树提供胡氏战后捐助之学校一列表等：129

　　除了捐助之外，也有独资创办的。譬如，1935年9月1日，胡氏独资创办了免费民众义务学校。130根据胡氏之意，其办学方针，专收容贫苦学生，一律免费……着重实行知识训练…应注意公民训练。”131　1939年，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教职员三十佘人；分设上下午小学，民众夜学，设男子及女子部，各自独立，132　人数虽然增多，仍旧做到不“侵占贫苦儿童之求知机会”。133

　　胡氏热心教育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终老风雨不改。1952年，陈六使把有意创办南洋大学的计划，与年届七十岁的胡氏商量。那时胡氏为了业务，在新加坡、香港和泰国之间，忙碌奔波。1953年1月间，胡氏得悉陈氏在福建会馆号召建设南大，他即刻从香港拨电捐款支持。134　1953年2月20日，第一次大学筹备委员会，议决取名“南洋大学”为校名。推举首批筹委会委员，胡氏为客属总会的代表。135　1953年5月5日南大获准注册，同月19日，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胡氏被南大章程注册发起人委任为南大首批十一人执行委员之一。136　南大在酝酿期间，波折重重。胡氏及时亲自出面，在报端大表不满。比如关于对南大创立会造成马来亚民族分裂之论，他大不以为然，提出正面反驳。那日正是他签定遗嘱的第十三天。137　对南大建设计划诸事，迟迟未见批准，极为关心。胡氏关心学子无书读的心情，可从他1954年1月15日致陈六使的信中看出。他向陈氏询问为何建校迟迟未实行，耽误了学生的前途。138　除了写信给陈氏，还决定以兄弟名义，献捐建两座约值二十五万元的学生宿舍给予支持外，139　他先后在报端提出质疑，抨击英殖民地政府歧视华文教育。在创校成败关头，胡氏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可说是建校功臣之一。可惜他没有机会看到南大开幕，就在八个月后的9月5日离开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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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慈善公益事业

　　胡氏在发展和缔造企业王国的同时，不停地行善。至于何时开始，则无确实记录。有据可查者，最早可追索到1920年。140　其次是1924年在永定，救济饥饿村民。该年天大旱，闹饥荒，胡氏和胡重益、胡兴九一起出资买外国米，由汕头输入，辗转运到永定，以比市价低30％的价格卖给村民。141　1926年，他资送二百名贫病老华侨返回中国，每人发给现银10元及虎标良药一大包。次年春，又资助另三百名回国。142　其行善可能开始得更早，在资送侨胞回国的启事原文前，有这么一句：“胡氏自民国十五年前，即开始资送贫病衰老之男女侨胞返国。”

　　其行善和公益事业范围很广，从个人施棺济贫、失业救济、资助贫弱或无业者返回中国家乡、捐献医院、麻风院、捐助红十字会、戒烟、育儿院、养老院、孤儿院、改善监狱，资助学校建设和教育发展、佛学会、建宗祠、庙堂建造和维修、到发动组织和资助体育活动、社团开销、工艺传习所、报贩职业工会、检疫用电船、公安局、赈济水灾、旱灾、兵灾、伤兵、前线救护队、意外惨祸、捐飞机、建堤、大碉楼、领事馆等等。143　提供大规模消闲游乐设施，譬如建造新加坡虎豹别墅、香港万金油花园，供公众游玩。可以分析到的是，长远的土地投资回报，和所起的广告作用，胡氏早就心有成竹了!当然也会对游人起着道德的启迪作用。144　因为关于胡氏慈善公益事业的统计太过分散，笔者只能暂时把现成的资料，145　列出如下二表以供参考：

　　表1：  

    　　表2 :

               

　　胡氏是个抱定企业救国的志士，他赞助政府建设的项目在全面抗日战争前就有十二项。其所修葺过的七项名胜古迹，在中国的就占了四项。146 在中国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援救国救民的运动，大量捐献虎标药物给前线战士和后方难民，捐巨款建造残废军人疗养院，捐助难童收养所，出资支援各项救伤救难的活动，其参与救亡之数约有三十八次之多。147 左倾抗日志土韬奋，在其短评中，称赞胡氏“慨捐二百万元创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土遗孤教养院之举”，说他“眼光远大，深可敬佩……。我们希望随胡先生之后，还有无量数能尽国民天职的同胞闻风兴起。”148　蒋氏在其通过新加坡总领事向胡氏致谢的电文中称赞胡氏立下“垂百世之模。”他接着说，“(他)已饬详拟办法，并增拨基金，以期宏远尽善，而慰我忠勇卫国之将士。卓见所及，并希惠示，以备采摘。”此项计划後因建筑地点和安全问题而暂时搁置。149 除此还拨了前后四百三十万元巨款购买救国公债，150 在海外积极动员华人支援抗日。在短时间内，把东南亚各客属团体，组织成一股抗日力量。151　胡氏把每年盈利所得，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其数逐年增加，后来竟达每年盈利的40%，大多商人不这么做。这与他的家庭教育和少年时的人生经验不无关系。其父母信佛，自小巴见其父悬壶济世，施药济贫，见惯不少人间凄苦之事。根据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就在家庭环境中，上了最早，也很可能是最基础的伦理行为课。”152　胡氏行善开支的逐年增加实与其营业增长成正比例，1920年代是他资本累积的不稳定时期，1930年代则是他事业飞腾的时期。所以当他把自己崇高理想，写进新公司章程时，我们不会感到惊奇。1932年9月5日，虎豹兄弟有限公司成立。胡氏律师把他的下列救世抱负，写进章程里：“……胡氏运用他的权势，在不受控制下，在恰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根据恰当的比例，随意而谨慎地拨出不超过50％的每年公司盈利，于胡氏认为应该救助后，以公司或胡氏名义，同样谨慎地资助或捐献给本地，外地或其他慈善机构或确实的志在慈善或公益之事……”153　50%之数，乃是他长期行善，逐渐升级的结果。早在1926年，已上长到相当大之数。是年资送华侨返国启事末端，有这么一段：“前此敝堂每年中提出盈利，以作慈善教育等公益者，仅为百分之二十五，今复则将提取百分之四十，以备资助各种社会事业之用。”154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意做大了，广告费当然也要逐年增加。

　　就作者所知，把崇高理想写进公司章程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胡氏是继陈嘉庚，把经商的目的是为了办教育的崇高理想写进公司的第二人，可说是举世成双。1929年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开章第一篇的序文明确说明，“本公司及制造厂，虽名曰陈嘉庚公司，而占股东最多，则为厦门大学与集美学校两校，约其数量，有十之八……”155　当然从扣税的角度来看，搞慈善可以扣税，生意人都懂得这一套。胡氏不把总部设在大陆，与扣税利得，应该是其考虑因素之一。

　　以行善之名，来打广告之实，对这点，康吉父颇有微词。他对“捐款给学校或慈善建筑物，条例是捐款人的名字必定要铭之于大门口的牌楼上”的作风，大不以为然。156　在初期发展生意时，为了累积资本，不择手段，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必然发展。一旦进入稳定阶段时，攻势就可能缓慢。因此胡氏之为，实是一种商业生存的竞争行为。他是公开做的。胡氏捐款也不一定要名，例如他捐一百万元给云南孤儿慈善团体建孤儿院，不接受以其名命之。157　从义的关点来看，用捐资公益来打广告，实属不义之举：但从投资的观点看来，那是互利。投资得利之后，大量回归社会，岂不是大义哉!也就是因互利的激励，难怪乎即使贫瘠荒远的贵州瑶族山村，胡氏也捐建了一所小学。其牌坊门之左，刻上“贵州省立荔波水庆乡初级小学校，”其右则“胡文虎胡文豹先生捐建筑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可见，胡氏广告术，无孔不入也！158　他捐洋三千五百元，建此小学，益了当地人民，也给永安堂打长期的免费广告。中国人冒险过番，大多希望发达后，衣锦荣归，光宗耀祖，可是总摆脱不了义与利不相容的思想。胡氏却把这对冤家，变成互相提升的同路人。要发达就光明磊落地去做，连胡氏的老虎车牌号码S8989都离不了“是发久发久”，谁不想发达久久!甚至提供游人玩乐的虎豹别墅，也有别出心裁的广告术。譬如，农夫把一瓶虎油递给其病中呻吟之妻：三只小虎和三个神仙，各拿着虎标良药。159

　　康吉父对胡氏提出了过度的质疑，他不以为胡氏“把大批万金油以及防暑药品不只一次捐献给国内的慈善机关，或者干旱以及水灾区域”是出于心诚之举。160　当然这是胡氏利人利己的绝招，与胡氏的人生哲学有关。胡氏认为“会赚钱，只是一半功夫；会赚又会用，才是大本事”。161　善用钱，就像孔雀开屏那样，162　五颜六色，向四面八方散开，灿烂可爱。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他的慈善事业是多方面的。

　　胡氏一生捐献社会的数额，无法求其详实。究其因，所办之公益事业，不但广且深。即使穷乡僻壤，也有他捐资建筑的小学。前面提到的瑶族山村小学这件事，到了近年才发现。163　笔者根据1940年出版的《星洲十年》所载之<胡氏事业史略)一文提供的资料，得出如下的数字。至1940年，胡氏在公益，教育，慈善，救灾所捐出大约款项为：叻币$1309127.66，国币8404634，港币83720，荷盾51067，金镑100，泰钋79000，缅币34000。他除了捐款济世之外，也以各种生活必须品济贫救难。尤其在抗日国难当头，一接到急求药物，即刻把大批虎标良药寄出，遇上缺货，则赶工制造。笔者根据前述相同资料，计得共捐输了3854399包。虽然胡氏行善跨越各国，但也有重点。其捐资次数，以中国最高，占了49％，其次为马来亚(21％)、新加坡(21％)、印尼(7％)、暹罗(4％)、缅甸则为(2％)。

　　胡氏战后捐献社会之数目不详，仍待发掘。战后至1949年期间，内战频仍，法币价值，一月数贬，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工商人士，叫苦连天，永安堂生意，也一落千丈。1950年之后，胡氏撤离大陆，在港，马来亚，泰国和日本，都有所捐献。涉及范围甚广，主要是学校，修道院，公会，同乡会，医院，救伤队，安老院，孤儿院，水灾，火灾。其捐资总计为：叻币八十万，港币六十八万，泰钋一百二十万，英镑一万，国币一亿。164

　　至于胡氏是否有实现捐款应诺，从前述资料之记录方式来看，过目后自明。譬如，他答应了而没办到的，也有清楚的交待。从他下列得奖之多，亦间接回答了这疑问。这些奖状，主要来自南京政府，英皇和暹罗皇，兹列如下：金质奖章二项，勋章三项(其中一项为大英帝国文官勋爵O.B.E)，匾额五项，奖状五项，金质奖状一项，一对银匙，褒状二项，金质褒章一项，彩玉勋章一项。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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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胡家失散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文豹闻讯其兄可能被困于香港之后，及时与第三妻张风英，带着胡清德，同胡氏大老婆郑炳凤，第二爱妻陈金枝，胡一虎，千金胡仙，逃回缅甸。胡氏第三妻黄玉谢，选择与二虎留下。第四老婆邱秀英及三个儿女、三虎、四虎和女儿胡星，也都没离开。166　随着的是一幕幕的悲剧。1942年2月14日，出自黄玉谢不到12岁，胡氏最疼的胡二虎，被从新山射来的炮弹炸死。167　1942年3月，胡氏接到他的死讯，沉思了3日，拒接见任何人。168　那年不到一岁，胡氏尚未见过面的胡三虎，在战乱中也死于霍乱病。169　黄玉谢被日军关在作为Kempeitai总部的青年基督教协会(YMCA)里的一间小室。她被痛打和灌水，逼供她不知情的玉石宝藏去处。逼供了三夜后，送往医院，三个月后始出院。170　黄邱两妻，实在不幸，连胡氏的遗属里，也各只得叻币五千元。而第一和第二老婆，都各得叻币二万元。171　文豹在战乱中死于缅甸。胡氏在香港被软禁几年，不知道家人的下落。和平之后，他才得悉家人的不幸遭遇，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