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刘氏家族远古世系的几个阶段分述

粤-刘爱民

  六：“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


  此为班固在《汉书》中所引西汉刘向之言，实为汉高祖刘邦设立“梁巫”以祭祀祖先的重要历史依据。


  所谓“秦灭魏”，据《汉书·高帝纪》“补注”引颜师古注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弃安邑，东迁大梁，更号曰梁，非始皇灭六国之时。”师古所辨极为准确。魏国最初建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其后因“安邑近秦，兵锋易及”，遂迁都至大梁，即今河南开封。魏惠王迁都后，国号改称为“梁”，其王亦改称“梁惠王”，并改元“后元”，又铸行“大梁布币”，皆为其政权延续之明证。所谓“秦灭魏”，实非国家覆亡，而是迁都更号，故史书有仍称“魏”及“魏惠王”者，亦有改称“梁”与“梁惠王”者，如《孟子》书中即称《梁惠王》篇。


  刘邦以“梁巫”祭祀祖先，正与魏惠王迁都大梁、改国号为梁这一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此后，汉刘一族之先祖才自大梁地区迁至丰邑，奠定后来发展的根基。


  魏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初由三家分晋而立国，占据河东富庶之地。魏文侯时重用李悝[kuī]推行变法，革新政治、强兵富民，建立集权制度，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至魏武侯时，魏国势力南扩，于公元前391年在仪邑、榆关大败楚军，据有大梁一带。其后数十年间，魏国逐步占领黄河以南广大地区，为日后迁都大梁奠定疆域基础。


  魏惠王后元元年（前334年），魏国正式自安邑迁都至仪邑（该地春秋时属卫，称仪邑，位于今开封城区西北），并改地名为“大梁”，魏国自此亦称梁国。


  至魏景愍王二年（前241年，秦王政六年），楚国因受秦威胁而迁都寿春。魏国此时已四面受敌，唯有向东南谋求出路。于是在魏景愍王八年（前235年，秦王政十二年），魏借秦力攻楚，然秦军中途撤兵，魏仅夺得部分淮北楚地，丰邑遂归魏国所有。


  汉刘家族在战国时世代仕魏为士大夫，传至第七十二世刘清仍为魏大夫。刘清有子二人，长子刘荣（仁浩公）仍在魏任职。前235年魏得丰地时，刘荣已年近六十，被任命为丰邑县令，尊称“丰公”，负责修筑丰邑为陪都，这正是刘向所谓“都于丰”之由来。是年刘邦年仅十三，而年逾八十的刘清亦随家族迁至丰邑中阳里，终老葬于该地，即今所称“汉皇祖陵”。


  其家族自隰叔公奔晋为士师起，世系传承如下：第五十一世祖 隰叔公 → 第五十二世祖 士蒍公 → 第五十三世祖 士縠公 → 第五十四世祖 士会公 →第五十五世祖 拱照公 → 第五十六世祖 报联公 → 第五十七世祖 致禄公 → 第五十八世祖 文公 → 第五十九世祖 士云公 → 第六十世祖 仓模公 → 第六十一世祖 荣信公 → 第六十二世祖 封诰公 → 第六十三世祖 大禄公 → 第六十四世祖 富仙公 → 第六十五世祖 贵文公 → 第六十六世祖 得公 → 第六十七世祖 璋秀公 → 第六十八世祖 金盛公 → 第六十九世祖 榜照公 → 第七十世祖 显科公 → 第七十一世祖 思龙公 → 第七十二世祖 恩盛公（刘清） → 第七十三世祖 仁浩公（刘荣） → 第七十四世祖 刘煓 → 第七十五世祖 刘邦 →→→……


  这一谱系不仅反映了汉刘家族的迁徙与仕宦历程，亦与魏梁更迭、秦楚争衡之大历史脉络紧密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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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汉家刘氏迁丰与崛起

  “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此处所指“丰公”，实已明言为太上皇刘煓之父，此事实确凿无疑。约在公元前235年之际，魏国占领丰邑后，为营建陪都，特遣士大夫刘清之长子刘荣赴丰地任县令，因而得称“丰公”。与此同时，汉刘家族举族迁至丰沛之地，包括刘清及其旁系亲属。时年仅十三的刘邦，与其曾祖父刘清（恩盛公）——一位年逾八旬的长者，亦随家族迁至丰邑。刘清最终在丰邑逝世，安葬于今所称汉皇祖陵之地，故有“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之记载，意谓其迁居时日未久，墓葬在丰邑留存甚少。


  据《史记·魏世家第十四》所载：“（魏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即在魏王假三年、岁在丙子（公元前225年），秦军引黄河水淹大梁三月，魏王假请降，魏遂亡。而汉刘家族迁居丰邑未久，为避秦乱，遂隐居丰邑，垦殖土地，建造屋舍，繁衍生息。


  汉刘家族属魏地之民，迁丰约十年后，魏国为秦所灭。此时刘邦年已二十三，身历“灭国丧家”之痛，又面对秦之苛政与重役，遂走上游侠之途，屡随张耳游历四方。故《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称其“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此乃其性情本然，因邦公胸怀远大，不擅经营家常生计，况且尚有两位兄长及一位大姐操持家业。


  经历数年心灵疗愈，及至秦行郡县制后，年至三十的邦公方“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依秦制，十里设一亭，十亭为一乡。亭长之职，主理一亭之政令治安。如此微末小吏，邦公却能游刃有余，以致出现“廷中吏无所不狎侮”之局面，可见其豪放不羁之性。


  至秦始皇三十年甲申岁（前217年），三十一岁的刘邦与时年二十五的吕雉成婚，是年生鲁元公主，六年后得子刘盈。家室之立使邦公渐趋安定。然而在得子之次年，刘邦在押送役徒途中发生“丰西泽纵徒”事件，遂隐入芒砀山间，待天时而动。


  至秦二世胡亥元年壬辰岁（前209年）七月，首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爆发，天下响应者众。时年三十九的刘邦亦在沛县举义，故被称为“沛公”。得张良辅佐后，投奔项梁，共立楚怀王。后项梁战死，项羽为复仇进军巨鹿，而邦公依楚怀王“先入关中者王之”之约，受封武安侯，西进灭秦。


  汉高祖元年乙未岁（前206年）十月，刘邦受秦王子婴之降，秦朝遂亡，此亦为汉代起始之标志。然此举激起项羽大怒，幸于鸿门宴上，项羽未决意杀邦，刘邦遂得封汉王，建都南郑（今汉中），辖巴、蜀、汉中三郡。经休整积蓄，于同年年底还定三秦，开启长达三年又四个月之“楚汉相争”，终获全胜，奠定汉家四百余年之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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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从刘邦设立“巫祝”之地看汉家刘氏迁徙史
  汉家刘氏先祖，源远流长，其世系可追溯至上古圣王陶唐帝尧，实为华夏正统之重要支脉。自帝尧以降，刘氏一脉在夏朝时已显赫于世，尤以十八世祖累公最为著名，其事载于史册，为后世所传颂。至周宣王时期，五十世祖杜伯不幸遭周宣王冤杀，其子隰叔为避祸离周，北上入晋，担任士师之职，遂以官职“士”为氏，开启刘氏在晋的新篇章。

  五十四世祖士会，又称范会，曾因故入秦，其后一部分子孙留秦，复以先祖刘累之姓为氏，始有秦地刘氏。这一支留秦刘氏，因政治局势变动，屡受猜忌，遂再度迁徙，先入魏国，居大梁，后又南迁至楚地荆属丰邑，世系清晰，脉络分明。正因如此源流变迁，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与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均记载汉高祖刘邦设立“晋巫”、“秦巫”、“梁巫”、“荆巫”之事，实非祭祀四国，而是分别祭祀在这四个地域中生活过的先祖。

  班固于《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末的“赞论”中所述，正与此相合。而后人文颖更于注中阐明：“范氏世仕于晋，故祠祀有晋巫。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故有秦巫。刘氏随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后徙丰，丰属荆，故有荆巫也。”此段注释清楚勾勒出刘氏先祖自晋至秦、再由秦入梁、最终迁荆的迁徙轨迹。

  因此，汉家刘氏之传承，明确可溯。帝尧之子为得姓之始，夏累公显赫一时，周杜伯蒙冤而其子隰叔奔晋，士会出入秦晋之间，留秦一支复刘姓。其后人因秦廷猜忌而东迁大梁，终由第七十三世祖刘荣——即丰公——定居丰邑。丰公宽厚大度，深谋远虑，积德累仁，方为后来刘邦崛起于丰沛、开创大汉四百余年基业奠定根基。这一段源流，不只是家世的传承，更是一部微缩的中原迁徙史与氏族生存史。

2021年辛丑岁隆冬完稿于惠阳淡水草芦 汉家刘爱民敬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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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华夏文明的记录演进，殷商时期方有系统性的成熟文字记载——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青铜器上的金文，体系完备、结构成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实物。这些文字内容涵盖祭祀、战争、天文与王事活动，显示出相当高的文明发展水平。从殷墟时代上溯至夏初，仅约八九百年，以文字发展的延续性来看，夏代存在文字与文献记录当属无疑。史籍记载中的“夏篆”，被认为正是夏朝所使用的文字形体，《夏禹书》《禹王碑》等便是传世文献中所指的夏篆遗存，虽其真伪与断代在学界仍有讨论，但它们作为早期文字探索的重要线索，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与历史意义。由此可见，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应早于商代，而夏代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其文字系统虽尚未大规模出土，却已在文明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远古世系本就集中在秦朝之前，由于年代久远，存世的直接文献极为有限。中国古代真正系统性的文字记录直到汉代才逐渐成熟，例如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其中虽然追述了三皇五帝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事迹，但所能依据的史料本身已经非常稀缺。这些记载大多以传说或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掺杂了大量象征与虚构的成分，因此其作为史实的可信度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即便存在少数较早时期的原始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也都以古奥难懂的文字书写，非经专门训练和研究，绝非吾辈普通人所能解读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