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贝日记》看南京大屠杀

liuaimin

38年二月日记(2.1)

    2月6日
    我作为一个过路人，到各防空洞察看了一下。我发现，在中国飞机的最近一次空袭中，大家都站立在外面，经过察看我才明白，所有防空洞无一例外地被地下水浸泡。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动手排水，经历了日本士兵带来的苦难后，人们对空袭的危险已变得无动于衷了。成群结队的难民默默地站在院子里，眼睛望着飞机，有些人对飞机根本不屑一顾，而是从容不迫地在草屋里做他们的事。
    今天，我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往返上海的申请。福井告诉我说，原则上，此类申请一律不予批准。尽管如此，他将作出努力。罗森博士为我写了一份推荐信以示相助，但这也帮不了多少忙。如前所述，在日本人的眼里，罗森先生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而我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也不受欢迎，但无论如何还得试一试。我至今还未收到公司的任何消息，不知他们是否同意我继续逗留。万一他们让我去上海，我想乘坐外国炮艇前往。

约翰H．D．拉贝

南京

1938年2月6日

第991号文件／卷12

   致日本帝国大使馆
   南京
   因我要与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经理商谈可能关闭该行在本地的下属办事处详尽事宜，需往返上海一次，特此申请，望批准为盼。衷心感谢！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6日

   致约翰M．阿利森先生
   美国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国际委员会的责任在于本着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使用委托管理的钱财和粮食储备。因此，委员会准备与自治委员会合作或以自治委员会的名义分发储备的大米。
    但是，国际委员会不能放弃自己决定储备粮发放形式的权利，因为它为苦难平民工作的成效大都取决于此。
    我们必须指出，任何没收合法提供给委员会使用的物资的行为，毫无疑问地会对中国国内及外国舆论起到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上述立场是公正友好地解决问题的有力保证。

    您最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致菲奇先生
   驻华基督教青年会，上海
    已发现多例脚气病病例，请尽快向医院寄发10加仑维生素B药水(我们强调的是维生素B！)，另加60毫升白喉抗毒血清素——这两种药请优先供给卫生署。医生建议用大豆作预防食品，请用"瓦胡"号船运100袋蚕豆来。如缺货，请设法筹办一大部分。再寄500个带软瓶塞的6盎司瓶子，我们用来给缺乏营养的婴幼儿喂奶粉。请检查一下礼和洋行在码头的仓库。难民撤离安全区的期限已推迟几天，我们为此感到很高兴。现已有三分之一的难民撤走，但是，他们仍迫切需要帮助。暴行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今天，指派王先生销售了9000袋面粉和1000袋大米。信在博因顿处取。

    签名：斯迈思

南京1938年2月6日14时30分

    2月7日
    日本人把抛弃在马路上的凌乱军服及装备堆放在一起，放一把火烧了，现在又在焚烧停留在马路上的报废汽车，不过，他们已取走了一切有用的零部件。
    许博士传来消息说，昨天夜里在玄武湖附近的城墙内，有4名中国人被日本士兵枪杀。原因据说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去取藏匿在他家附近的人力车时被枪杀，他妻子及其他两个亲戚赶去救护，也被打死。
    今天上午，红卍字会的两个服务人员带着我和索恩先生到西康路附近的偏僻之地，人们从两个水塘里捞出124具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他们中约一半是平民百姓。日本人用铁丝捆位受害者的双手，架起机枪把他们杀害，然后浇上汽油，纵火焚尸。因嫌焚尸时间太长，他们就把烧得半焦的尸体扔进水塘。据说，附近的另一个水塘里也发现23具尸体。南京所有水塘都以类似方式受到严重污染。

记录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理事会
   1938年2月5日
   与会者：约翰H．D．拉贝，W．P．米尔斯，C．S．特里默，爱德华·施佩林，约翰·马吉，L．S．C．斯迈思和副总干事H．L．索恩
   会上作出如下决议：
    101．通过恢复秩序委员会的一项计划：城内新设两个平民区，每个区配备6个援助人员，即南京城西南1号区和东南2号区共有12个援助人员，其办公室分别设在中华路的基督会教堂和双塘基督长老会教堂内。12个人的生活费是每人每月30元，含伙食费。这样，下月的预算为360元。此外，批准每月支出计划外的费用40元。
    102．同意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金援助基金会拨款100元。
    103．同意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借贷基金会拨款500元。这笔借款可分期归还，归还时不必汇入基金会，而是用于学院的社会支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议申请者向上海申请贷款。
    10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申请特批专项资金3000元，为一贫如洗的寡妇和毫无家庭资助的妇女开办一所家庭手工劳作学校，计划给150名妇女每月发10元工钱。国际委员会讨论决定，要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拿出具体计划，并说明计划为妇女提供的培训是否能为她们从事这项手工劳动提供必要的准备。
    105．向恢复秩序委员会这段时间内从事该项工作提供预算资金5000元，它包括已批准拨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600元以及恢复秩序委员会职工2月份工资计400元。换句话说，只需向恢复秩序委员会追加4000元。
    106．为援助那些居住在其他城市却想返回家园的难民，国际委员会委托秘书向全国基督教总会了解沪宁线沿线各城市的生活情况及它们提供援助的可能性。
    107．理事会委托拉贝、索恩和斯迈思3位先生组成特别委员会，为下次会议提交一份有关所有基金会的初步预算报告。特别委员会还负责估算我们向杭立武先生申请的款项数额。
    108．停止向员工发放大米，按价给他们现金补贴，防止因其他用途而过多占用本应援助穷苦难民的储备粮。
    109．据此原因，国际委员会应完全停止销售粮食。
    110．授权上述由拉贝、索恩和斯迈思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即预算委员会解决员工的工资问题。
    111．在向自治委员会继续提供汽油前，先要求自治委员会支付1月份的汽油费。在预算委员会进行的谈判取得初步结果之前，应暂时完全停止销售汽油。
    附：里格斯先生(他是最后一分钟来参加会议的)说，自治委员会已准备付款，每辆汽车每开一趟平均消耗汽油2加仑。附：在理事会邀请信的会议议程一项中，斯迈思先生提到，现有汽油库存(包括少量漏损在内)总共2110加仑。2月5日，它们分别存放在：宁海路5号600加仑，金陵大学1510加仑。
    l12．关于更名问题也转交拉贝、索恩和斯迈思3人委员会讨论，他们应在下次理事会会议上报告讨论结果。
    会议于19时结束。

    签名：刘易斯S．C．斯迈思

    注：副总干事索恩先生报告说，我们已经将85袋大米作为赈济口粮供应难民，分发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难民收容所内红十字会粥厂的粮食也包括在内，还包括每天出售的大约10袋大米。目前，我们仅剩有储备粮约2000袋大米。


   尊敬的拉贝先生：
    兹敬告，今日下午5时在平仓巷3号举行国际红十字会会议，将讨论下列事宜：
    1．刚收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询问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
    2．中国伤兵医院当前的形势：
   (1)工人的工资问题；
   (2)食品供应问题.
    3．我们委员会要向日本伤员提供帮助吗？

    您忠实的

    签名：欧内斯特H．福斯特

秘书

1938年2月7日

    2月7日
    今天下午，我和米尔斯与惨遭枪杀的一位中国妇女的女儿及其姐妹们一起来到现场，就在豪布斯少校先前住过的房子附近，亲眼目睹后确信，许博士报告说4人被害一事千真万确。我们看见了3具尸体(1具女尸，2具男尸)并排横卧在空地上，还有1具男尸在10米以外。一副临时担架是一块用绳子绑在竹竿上的木板，被老年死者的妻子唤来的2名男子想用此担架去拾老年男子的尸体时被枪杀，担架就落在尸体的中间。这件事又是发生在贫苦农民身上，他们仅占有一小块耕地，其中一部分已经耕作，土房里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据女儿说，她母亲身上大约还有10元钱，这可是她的全部家产，但衣服口袋里已不见其踪影。我和米尔斯为此感到十分震惊。女儿已欲哭无泪，我向她手中塞了10元钱，她频频叩头，这起码是补足了她的钱。我们临走时，死者的姐妹们在每具尸体身上撤了一把土。


    2月8日
    早上8时，所有妇女和姑娘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在我们院子中央的小路上，这是院子里唯一的一块空地。她们耐心等待着，直到我吃完早饭。我要动身去委员会总部，刚一出门，她们就双膝下跪，跪在潮湿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起来。我通过她们信赖的刘司机对她们说："日本人和自治委员会公开宣布，你们今天必须离开难民收容所(即安全区)，如果你们想留下，我个人也不反对，我不会赶你们出去的！但是，如果日本兵大队人马开进来，强迫你们离开我的屋子与院子，我一个外国人单枪匹马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必须看到，我的权力太小，我不能长期保护你们！尽管如此，我还会想方设法阻止日本人闯进院里。请让我到德国大使馆去与使馆代表商谈一下。""他没办法。"刘喊道。这样，她们才站起来，让我走了。
    我曾想今天上午与贝茨博士一起去日本大使馆，把一个日本官员带到百子亭的杀人现场。在我家附近的中山路上，我看到约200名日本士兵列队而来，我害怕这些军人(如宣称的那样)会强行清理安全区。因此，我急速驶往平仓巷找美国人，动员所有外国人为难民收容所站好岗。然后，我又亲自来到德国大使馆，找到罗森博士，他很乐意与我一起返回小桃园，想亲眼看看，日本人是如何侵犯我的领地和房屋的。谢天谢地，什么事也没发生！日本士兵列队是为了欢迎顺道来访的日本将军。在我家叙谈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美国大使馆与阿利森先生商谈。然后，我们驱车前往总部，再次确认，日方确实没有进犯安全区。于是，我们5人(罗森博士、斯迈思先生、施佩林、我和自治委员会代表吉米·王)一起来到百子亭杀人现场。此时，已有人用芦席把4具死尸裹了起来，准备把他们埋葬在附近的小山坡上。吉米在附近找到一个中国人，他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人们所说的想保护自己人力车的那个中国老人，想从一草棚中搬出两把椅子放进自己的家。就是为了这两把可能是偷来也可能是廉价买来的椅子，他被日本士兵的子弹击中，身受重伤，躺在地上。他的妻子(或是妹妹？)与其他两个男性亲属急忙来救他，想把他拾走，就在这时，他们也遭枪杀致死。即便这位老人偷了两把椅子，每把新椅子也不过5元钱，也没有理由说日本人可以因其盗窃行为把他打死，更没有理由把正要去抬走这个伤员或垂死者的两位男子和一位妇女杀害，况且，他们自己每天都从屋里搬出大量家具，在马路上公开烧毁。
    除此之外，今天一切平安无事，待在我院子里的难民可以喘一口气了。除博斯先生(荷兰大使馆代表)外，与"蜜蜂"号一起到达的还有大批信件：妻子1月22日、2月1日和2月4日发自上海的来信；奥托去年11月25日发自慕尼黑的来信及总部2月3日发自上海的函件。总部来函通知我说，我必须关闭南京办事处，最迟于2月底抵达上海，然后回德国休假。

事态报告

南京，1938年2月8日

    407)2月5日晚上7时30分，5个日本士兵闯进天竺路麦梁氏家，翻查男人的口袋索要钱物，并企图强xx麦太太，但未能得逞，麦太太逃脱了。
    408)2月5日晚上7时40分，2个日本士兵闯进颐和路池迟氏的家，抢走5元钱，还想强xx妇女，好在她们逃跑了，幸免于难。
    409)2月5日上午8时，2个日本士兵闯入夫子庙附近瞻园路的艾李氏家，她是2月3日回到家中的。此时，酒店里的男人们都被拉去做工去了，于是，日本人把艾太太拖进屋里，房门反锁长达10分钟，他们逼迫她脱光衣服，她可是10天前才分娩，孩子天折了。屋里的另一个名叫冯何氏的妇女故意撒谎说，她4天前才生了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死了，这才未遭蹂躏。日本士兵临走时威胁说，他们还要再来，看看她是否说的是实话。
    410)2月5日上午10时，四五个日本士兵闯入黄泥岗的王刘氏家中，向她要姑娘和女孩子。傍晚5时，又来了一批日本士兵，他们猛烈敲门，要强行进屋。王刘氏和家人从后门逃走了。他们是按要求于2月4日回到家中的。
    411)2月4日，沃特林小姐报告说，有8个中国人为日本人干了七八天活，所得报酬是一张印有1908年2月7日日期的德国纸币，面值为100马克。这张钞票当然已无价值，被入档保存。(沃特林)
    412)2月4日下午4时，3个日本士兵(其中2人全副武装)闯入(宁海路以东的)华新巷某家，索要钱财和姑娘。屋内的老妇们吓得跑走，躲过了这些士兵。
    413)2月4日下午，冯太大想带孩子回跑马巷的家，当他们经过富民坊时，受到2个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防空洞，想对她施暴，孩子大喊大叫，把他们撵跑了。
    414)2月3日早晨，吴先生携带全家回到他在龙蟠里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两次闯进他家，几乎掠走了他的全部行李。后来，这个日本兵又来了，把男人们都赶到屋外，扒光一个已婚妇女的衣服，强xx了她。
    415)2月3日下午5时，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中桥附近尚书巷某家，把女主人怀抱的婴儿甩在一旁，把她强xx后，狂笑着离去。
    416)宋曹氏报告说，她离开安全区后，在水西门被日本岗哨拦截，他们对她进行搜身，拿走了3.80元钱。穿过城门后，她又被日本士兵拖进防空洞。他们正要强xx她时，迎面走来一位30来岁的妇女，于是，他们强xx了这位少妇，而她逃回了城里。
    417)2月4日，3个日本士兵闯入西门太平桥杜太太家，想要强xx她。当她听到声音时，急忙钻到织布机后面躲藏起来。日本士兵搜寻30分钟未果，然后离去。杜太太又回到了难民收容所，亲自报告了这件事。
    418)2月3日晚上8时，4个日本士兵翻越北平路某家院墙，抢走史先生1元钱、陶先生3元钱，两次强xx了赵太太和刘大太。
    419)2月3日晚上8时，3个日本士兵闯进北平路的另一家，抢走了金先生2.20元、胡先生2.50元和杜先生1.40元钱。
    420)2月3日下午1时，刚回到家中的23岁的姚罗氏就遭到日本士兵的强xx。
    421)2月2日早上，王玉林(音译)正和妻子一起返回住所，路遇一辆载有3个日本士兵的卡车，卡车猛然刹住，士兵们纵身跃下，抢走了王先生的提箱，逼迫其妻登上汽车。幸好王太太挣扎着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才免受其难。然而，行李丢了。
    422)2月2日，王杨氏回到她和平门外蟠龙山的家中。当天上午11时，4个日本士兵闯入她家要强暴她，她即下跪求饶。他们狠狠打了她一顿，抢走了10元钱才放手。王太太害怕日本士兵再次侵扰，带着孩子回到了难民收容所。
    423)2月2日，24岁的谢钱氏在返回下关住所的途中遭到日本士兵的袭击，他们把她拖进一间屋子进行强xx。获释后，她在城门外又遭到三四个日本士兵的骚扰，巧遇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解救了她。在红卍字会的帮助下，她又返回了难民收容所。
    424)2月1日中午，6个难民离开难民收容所，回到位于西玉壶坊的家中，一个日本士兵闯了进来，四处张望。他还叫来一个同伙，把这些才回家的人洗劫一空。他们用刺刀胁迫，抢走了8.30元和几个铜板。(不完整！)

    签名：L．斯迈思

    2月9日
    昨天下午，日本大使馆邀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详见下面的节目单)，罗森博士断然拒绝，而我们委员会只能逢场作戏，笑脸前往！

南京日本大使馆军人音乐会

1938年2月8日下午3时

节目单

乐队指挥：陆军军乐中尉大沼哲

    1．序曲：轻骑兵                                       F．V．苏佩    曲

   2．多瑙河之波圆舞曲                                   V．尹瓦诺夫斯基  曲
   3．一步舞：中国城，我的中国城                         J．施瓦尔茨  曲
   4．长歌：老松                                         大沼哲  曲
   5．梦幻曲：阿依达                                     威尔第  曲
   6．序曲：威廉·退尔                                   G．罗西尼  曲
   7．进行曲：我们的军队                                 军乐队
    我们上午还在四处查看被日本军人杀害的中国人，下午却要去欣赏日本军队举行的音乐会，显然有些过分，但是，在这充满了欺骗的东方世界，一切都是可能的。为了给对方面子(一张早已丢尽的脸面)，为了顾及闻名于世的东亚礼仪，我们委员会几乎全体成员都出席了音乐会！此外，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美国领事阿利森和英国代表杰弗里也大驾光临。我们还极有耐心地让人为《读卖新闻》照了一张相，杰弗里和一个叫盖莎的可爱的女人站在我们中间。
    为解决我申请往返上海的事宜，福井先生约我今天一早就去日本大使馆。也许他想再次提醒我，让我切切不可忘记，在上海只许说日本人的好话！如果他认为我会不同意，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在这方面他不会错，我也不会错，他对我已经相当了解，他知道，我会以同样的亚洲式虚伪向他保证，说他想听的话。至于我以后是否还把它当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此，他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据总部最后一封来信，我是决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但是，现在我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现在是到了最后关门的时候了！我对张(国珍)说："我得回德国。"张听了忧心忡忡地直摇头。"我需要箱子，也就是说，要用木料做箱子，我还有几件小行李要装箱。""木料？"张问，"现在连做棺材的木头都不够了。"不过，他会设法搞到几块木板。我们的家具以及由我自己付钱购买的办公设备全部留下，带不走。至于这些家具以后怎样处置，谁也不知道。我最心疼的是那幅油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普菲岑罗伊特太太说什么来着？她说，"不必为50芬尼的东西操心！"
    张刚才带回来消息说："根本没有木料，惟独日本人有，可是，他们不卖！"我真为这些漂亮的旧衣服感到可惜！


    2月10日
    昨天去日本大使馆，想会见福井先生，未遇。当晚6时，他来看我，商谈我去上海事宜。他果然忍不住威胁我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他告诉我说，克勒格尔的报告非常差劲，并以一封来自伦敦的长篇电报为例，说明克勒格尔的思想很坏。他相信，此份电报是从香港拍给他的。我忙安慰福井说，依我看，那段时间克勒格尔根本不在香港。这显然毫无意义，因为电报有可能就是在上海拍的。从下面1月28日克勒格尔的来信中得知，他在上海作了详细报告，并同意公开发表。我问福井，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他回答说："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对此，我说："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日本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日本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好！"他喜形于色地说，"真是太棒了！"好吧，我亲爱的福井先生，现在请您给我机会与你们的麻生将军和本后少佐亲自谈谈此事，听说本后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我认为，我和贵方之间，即委员会和日本军方之间总会取得谅解并进行友好合作。我们为鼓楼医院争取到几个外国医生和护理人员，您为什么还拒发他们来南京的通行证？为什么不允许我们从上海船运粮食来南京？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外交部里面的红十字医院？这个医院还是由我们委员会提供食品的呢！"他的答复就是耸耸肩膀或是翻来覆去的那一句话："如果您说日本个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您就回不了南京！"我问道："能否带一个中国佣人同往上海？"他回答说："可以，只是他决不能再回南京！"

礼和洋行

上海

1938年1月28日

   亲爱的拉贝阁下：
    火车旅行甚是辛苦，回上海后，喝了些格罗格酒暖暖身子，还洗了个热水澡，慢慢地又像个人样了。这星期，我到人群中走走，大家都衣冠整齐，上海还相当平静，不像南京那样满街都是强盗。这段旅途很有意思，但我得承认，当我在火车站看到是敞篷车时，我的心都凉了。这是我那位可笑的警官的过错，我本可以坐棚车走的，就像后来在镇江坐的那样。在那里，我用了几根香烟向日本士兵说明，我想搭他们的车走．尽管警官极力反对(看来他有严格命令)，结果我们还是搭么们的车走了。好在这次他比我冻得还厉害，这样，理智战胜了毫无意义的规定。
    至常州(武进)的路上，风景很美，但很荒凉。车再往前开，情况立即有了变化，农民已经在田里耕作了。看来好像刚"扫荡"完毕，到处都留有掳掠的痕迹。沿途也有士兵上车，他们捧着一捆捆猎物，还要帮军官们背掠来的财物，其他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公路上确实不很安全，尤其是夜晚。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愿意乘坐自己的车。
    我已经作了几个报告，明天还要带些人去，即便如此，还是宣传得不够，因为日本人到处煽风点火，矛头对准南京，在那里他们肯定是有企图的。我随信寄上两篇报刊文章，我建议，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应对此作出反应。明天，日本人肯定会对新的"阿利森事件"作出解释，但是日本人的文章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在欺骗。那两次事件发生时，我去过报社，只是我对详情不甚清楚，所以，无法准确地用文字表达出来。以后，每逢事件发生最好立即对新闻界明确表态，这样日本人就救作浪却又兴不起风。我担心的是，我们通过新闻媒介施加压力，只不过使他们有所收敛罢了，对此，"阿利森事件"肯定是特别合适的。
    据我所知，难民的供给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至今，我们尚未获准船运粮食。福田先生告诉我说，日军已提供了更多的大米，我不太相信。对这个问题应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让报社大造特造舆论，如"日本军队正在饿死南京平民"等诸如此类的消息。从美国的情绪来看，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佳。我认为，对在上海筹措的钱款必须加以伪装，即不能公开宣称这是中国人捐赠的。因为目前美国也在积极募捐，如果能够证明日本军队不准把这些钱用在南京和其他占领区，就可以很容易地赢得美国舆论的支持。我怕委员会在那里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新闻界多做工作。如有可能，我们应该每天写一篇新闻报道，以保证报刊不断得到新的消息，否则无法对付军队中那些粗野的家伙，这帮无赖竟自吹什么要给东方带来光明！在上海，他们也一样胡作非为，作战地区至今仍是遍地尸体，那里没有人居住，没有人天天经过，即使这样还发生了多起事件。在租界地和法国城之外，就连白人妇女也感到不安全。他们真是一批畜生！
    今天，我才见到您那可爱的太太，她忧心忡忡。您最迟于一个月后来上海，然后再回德国，这似乎更好些。我与普罗布斯特博士谈了很久，他对一切都感兴趣。我估计，他们在商务上并不需要您，他们想把您换下，安排您去休假，当然，您也有足够的理由去休假了。他们想派人来替换您，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人熟悉工作，从长期看，业务也开展不起来。您先得争取摆脱那些难民，中国人喜欢下跪求人保护，而您总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我的意思是，您首先应该为您太太和您自己的健康考虑考虑，身体可是最要紧的。还有一个建议，我的行里有一辆克虏伯柴油汽车，事实上，礼和洋行有权利使用这辆车，但是，没有人会使用它，哈茨倒是想开这辆车来上海的。您看吧，可以慢慢收拾行李，让哈茨把它送到上海，估计至3月中旬，时间还来得及。您心肠虽好，也该下决心了，为您的太太想想吧，否则，她要乘坐日本军用火车去您那个破家了。我想，她为您操尽了心。
    我的行李没有受到检查，抵达上海也未遇到什么麻烦，我感到惊讶。建议您不要火车托运，因为很难把东西从北站运出来，您几乎不可能从上海开着卡车去那里。因此，您可以把所有行李装在柴油汽车上，哈茨会帮您运到这里的。您只要坚持用木箱装运，就会找到木箱的。其他很多事情，您的佣人不是都已经办妥了嘛。我总是在想，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完全是以亚洲人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欧洲人的感受不同，本不应该掺和与卷入到这场纷争及冲突中去的。
    请告诉那个"青年男子"，我已转告了他的消息，不过收件人不在这里，而在广东。其他消息我会亲自转达，因为我星期一就要乘坐"孔特·罗塞"号去香港，那是中国新的经济中心。商务当然在办理之中，虽然一切都不畅通，但是中国人仍在订货，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件头等大事。中国人照样支付贷款，即使数额不高。有些合同已经取消，想必贵洋行也是如此，今天，谁都要作好这种准备。汇率还不错，甚至很稳定。看来，对日本人来说，这块肉太大，他们除空袭外，显然在中国南部没有其他企图，至少目前是如此。也许徐州决战后局势会发生变化，在那里，中国人肯定也坚持不了多久，而日本人也终将找到一处力量薄弱的地方，以破坏中国人的全部设施。虽然，中国人的军事工程进展不快，但是相当坚固。
    原准备3月5日在香港举行婚礼，但是现在不行了，特别遗憾，因为日本人刚在烟台登陆，埃利卡不想在此时此刻离开父母，再说，也不能在烟台结婚。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肯定要延续到秋天，至少我不清楚，如果没有第三国干预或不诉诸武力，双方将如何走到一起。殖民地也不是理想的方案，纵然德国现在的态度比日中交战时更为中立，但也不要指望它会改变初衷。遗憾的是，大英帝国的自治领(译注：英联邦部分成员国过去的一种称谓)抗议割让殖民地。不过，要到那一步，还需等上几年。
    在香港，我会向孔夫人，或许还要向宋子文报告，有何结果，尚需等待，也许两人只是出些钱而已。听说，唐将军真的被枪毙了。
    这里有一帮"南京人"，他们是劳腾施拉格尔小姐、施泰内斯小姐和谢尔，还有许多人我不曾见过面。这些人要干什么，非来找我不可。梅考太太和施梅林太大已启程去香港，另外，法尔肯豪森把事情办得很漂亮，博迪恩把两个好斗之士带到了香港，把皮尔纳送上了轮船。后来，施梅林接到命令，要他留下。他现在正待在香港，以平定情绪。到香港后，我会给您写信的。
    谨向美国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这里的组织工作非常出色，我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在南京，我也很乐意与他们合作。最后，向所有德国同事问好，特别是您。

    您的

    签名：克·克勒格尔

    请记住，尽管您在南京的工作非常重要，您务必要在3月中旬平安抵达上海。再次问候您！

    您的

签名：克·克勒格尔

   我希望，您今天已经听了广播，您可以立即对"阿利森事件"提出抗议。

事态报告

    425)2月7日，星期一早上，我们收到一份报告。报告说，前一天，即2月6日下午近5时，有4名中国人(3男1女)在百子亭后面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临近中午，一位受害者的邻居来到我们办公室，证实了这条消息的准确性。同一天下午近4时半，一位姑娘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我们帮助，因为受害妇女正是她母亲。她母亲前几天才回到家中，身上揣着全部现钱，姑娘希望能在母亲尸体上找到这些钱。
    拉贝先生和米尔斯先生立即跟她来到现场，发现4具尸体躺在血泊之中，详见下列草图：

    1号是一位老人，他是第一个被杀害的；2号是赶去救护的妇女；3号、4号是想去抬走受伤人员的两名男子；长方形表示用来抬人的门板。
    报告说，这位老人拿了两把椅子，走在铁丝网旁边的小路上，被日本士兵拦住，当场被杀害。估计这位陪同老人的妇女看到他还没有死，只是受了伤，于是叫来两个男人，要他们用门板(作担架用)把他抬走。当这位妇女和两位男子来到老人身旁时，他们3人都被枪杀。
    因当天时间已晚，不能采取任何措施，米尔斯和拉贝先生回到办公室，决定第二天早上向自治委员会报告此事。
    第二天2月8日，星期二早上，自治委员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对此事已有耳闻，并向特务机关作了汇报。我们决定再次亲临现场，看看是否可以再敦促做些什么。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正巧在我们办公室，他与我们同往。
    罗森博士、拉贝、施佩林和斯迈思博士先生发现，一大清早，红卍字会就把尸体搬至附近的小坟丘上，地上和门板上的血迹还清晰可见，门板和椅子尚未搬走。现场位于水塘附近，水塘四周是小园地，园地上新挖了两条垄沟，说明已为春播翻耕了土地。现场离最近的马路约200码，离最近的日本士兵营地还要远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日本士兵正路经那条马路。现场附近或园地后面小山坡上遇难者的草棚里没有发现士兵。
    唯一留守本区的农民说，这一天，许多返回住所的中国人都在地里干活，看到这一枪杀事件后，个个胆战心惊，后来，他们一一离开了。
    我们的先生们报告说，那4具被安放在坟丘上的尸体，有几具已裹上了草席。那位老人头发花白，那位妇女双手沾满鲜血。前面提到的那位农民还报告说，那两把椅子是受害的老人从附近的一间茅草棚里搬出来的。

    南京，1938年2月9日

    426)2月5日上午，一日本士兵闯入汉西门56号曹曾氏的家中，企图强xx她。因该楼的其他居民向日本宪兵报告，他才不得不放弃歹念。下午5时许，这个日本士兵再次侵扰，用刺刀把曹太太的脸划伤，她被送进大学医院急救。当时处理曹太大伤口的威尔逊大夫说，她伤势很重，他担心她颅骨骨折，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1938年2月5日

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

南京

1938年2月6日

   致约翰H．D．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战争在上海爆发并不幸蔓延至南京时，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它帮助难民免遭危险，获得安全，这件拯救工作使全体难民至死也难以忘怀。
    我们——您的助手，愿为您的追求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把这看成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收到您的来信，信中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扬，随信还附上了15元钱供我们欢度春节。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不配接受这份礼物，但我们不予拒绝，以免让您生气，从而失去您的器重。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把钱分发给各位工作人员。特写此信，以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您非常忠实的

    签名：陶忠亮(音译)

代表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工

    2月11日
    今天，我们的苦力"钱痢"(外号)步行回农村老家，他老家离城有3小时的路程。我很担心，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他怎么能找到他们。据说，外面的日军杀人如麻。
    刚刚传来一条消息：麻生将军所称的具有良好纪律的日本军队的一个士兵闯入民宅，屋内住有一位妇女和她两个女儿。这个士兵想要强xx其女，遭到反抗，随后，他把这3位妇女锁入屋内，纵火烧屋。一个女儿被烧成了焦炭，母亲脸部严重灼伤，此案正在调查中。
    辛德贝格带来一条更糟糕的消息，这次说的是中国强盗，共4人，他们猜想某老乡家藏有钱财，于是，他们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吊挂在火堆上烤，强迫他供出藏钱的地方。我们这是在亚洲啊！此类暴行听得太多，就会想家的。
    上海传来一条好消息：上海方面已把100吨蚕豆装船发往这里，这正是我们治疗脚气病所求之不得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丝曙光！
    张正在张罗木料(我想做几个箱子，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部装箱运走)，谁知道，是否还有机会与南京重逢。于是我想，把能抢救的财物全部带走，东西不包装是保存不好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礼和洋行还有一只空箱子，施佩林想把它弄来。
    下午1时许，与英国炮艇"蟋蟀"号的军官一起在罗森博士那儿用午餐。他们都很友好。遗憾，我的行装还没收拾好，否则，我明天也可随"蟋蟀"号驶往上海。
    荷兰大使馆的博斯先生从上海来此作为期3天的访问，以察看该使馆的房子。根据他的请求，给了他一份我们汇编的材料：

南京国际委员会遇到的几个问题

迫切希望与日本当局合作以求解决

1938年2月10日

    1．恢复秩序和纪律问题
    不论是在为返回原来住所的难民开放的安全区外的5个新区，还是在安全区界内，日本士兵都必须尽力恢复秩序和纪律。松井将军前不久在南京时，于2月7日重新作出此项规定。有迹象表明，大马路及其附近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大马路以外的居民还深受其苦。依我们看，日本军事当局只有严明纪律，加强措施，严格规定日本士兵只许逗留在指定的区域内，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2．食品供给问题
    时至今日，日本当局共交付了5200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以解决平民的供给问题。这些粮食是提供给自治委员会出售的，其中包括不予销售的2000袋大米，这2000袋米是无偿分配给已返回原住所的难民的，然而直到现在才落实了几百袋。当前，既没有可出售的，也没有供无偿分配的储备粮。日本当局已同意把足够数量的燃煤运进安全区，以保证粥厂的开伙。2月8日，自治委员会得到了2000加仑汽油，减少了运输食品和燃煤中的困难。
    这次慷慨提交了9000袋面粉(包括在上述的1万袋之中)，大大改善了上一周的缺粮状况，但仍没有为今后定期供应做好准备。对25万难民每天起码供应2000担即1600袋大米，不做好这样的准备，难民的食品状况就很危险。要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当局或者从这里的仓库提取必要的储备粮，或者开放通往南京的运输线，以便把食品从后方或从上海直接运往南京。
    国际委员会请求同意它调拨原南京市政府分配给它的1.093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以无偿分配给安全区内外的难民。国际委员会还声明，它愿意与自治委员会合作处理好粮食分配工作。我们考虑到，至今仍以赈济口粮为生的难民有5万人，这个数字会在不久的将来急剧增长，因为百姓的私粮业已告罄，而经济尚未复苏。另外，还考虑到，这些平民起码到4月份还要靠免费分发的粮食生活。如果这样，经我们核算，上述的米面储备足够无偿供应给那些急需的难民，确保他们以后3个月的生活来源。
    如要预防疾病和瘟疫的蔓延(有报告说，已发现了几例脚气病病例)，必须给那些至今仍依靠赈济口粮生活的难民和其他只剩有大米而买不到别的食品的人补充其他种类食品。现在，城里很难买到各种豆类。不容忽视的是，中国老百姓多半是从豆腐中获取蛋白质和维生素B的，而如今市场上豆腐已根本见不到。因此，老百姓的营养状况是够糟糕的了。我们请求日方能同意我们从上海购买豆类及其他补充食品，并用船运到南京，600吨这样的食品大概足以满足3个月的需求了。
    3．医院和卫生所的人员问题
    自从建立安全区以来，医药卫生设备成为我们最大的烦心事，这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侥幸遇到一个比较温暖的冬天，没有暴发疾病。但是，难民收容所里少不了我们无法处理的病例和分娩。春天即将来临，病人人数肯定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前两个月，难民们光喝稀粥，身体虚弱，抵抗力不强。
    我们已经为两个美国医生和两个美国女护士申请了入城许可证，以便大学医院可以扩大它的门诊部，并把医疗工作拓展到各难民收容所。(虽然一部分难民离开了难民收容所，但我们估计留下来住在收容所里的难民可能还有数万人。日本人根据他们的登记，估计今天在安全区内的市民还有16万。)
    上海的美国红十字会现在已经恳请南京的国际红十字会，向它提交在南京开展救援工作的建议和计划。南京委员会认为，考虑到社会医疗工作十分薄弱，应该在不同的城区建立起4个医疗所。这是非常迫切的，而且很有必要，因为回到了原来住所的难民们住得太远，无法回到大学医院来治疗。
    然而，有关医疗工作的根本性问题仍是缺少医务人员。城里虽有一批中国医生和护士，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都不够。他们可以做优秀医生和护士的助手，但是他们不能组织或独立工作。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为我们所聘请的医生和女护士取得入城许可证。
    总而言之，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可以概括如下：我们请求日本军队恢复驻城部队的秩序，让我们运进粮食，发给我们为我们的医生和女护士申请的入城许可证。

    签名：刘易斯S．C．斯迈思

秘书

    又及：
    2月11日，今天又获准供应一批大米，但数量尚未确定。此外我们还得到消息，蚕豆已装上"万通"号轮船运往这里，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这篇报告是根据(荷兰大使馆)博斯先生的愿望而写成的，交给他供内部使用。

liuaimin

38年二月日记(2.2)

    2月11日
    约翰·马吉牧师已经拍摄了残暴罪行的纪录影片。罗森博士让人在上海制作一部拷贝，他想把拷贝寄到柏林。据说以后也要给我一部拷贝。我暂时把各个场景的解说附在后面。影片中提到的好多伤员我都看见过，有几个人在死前我还和他们说过话，其中有些人的尸体，鼓楼医院还让我在停尸房看过。

约翰·马吉牧师关于他的影片

《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

引言

    下面放映的画面只能让人简单了解一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发生在该市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假如摄影师(约翰·马吉牧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有更多胶卷和更多时间的话，他就会拍摄下许多其他的场景。他像其他人那样，这期间从早到晚忙着保护这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因此偶尔才有时间去摄影。此外他还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教会医院(鼓楼医院)收治了许多伤员和日本人暴行的其他受害者，假如摄影者能在那里逗留较长时间，那么，这部电影的内容必定还要丰富得多。他特别记得一位70岁的老太太，一颖子弹从她肩膀打进去，又从她的背部钻出来。侥幸的是，这颗子弹没有打中其要害部位，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就是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只是到后来才偶尔传来一些这方面真实可信的报告。
    看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他们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上级军官把强xx看成是轻微的过失，表面上之所以认为强xx也要被惩罚，只是因为它给外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的印象，或是出于最高政府部门的一种压力。
    为了公正，必须提到，许多日本人也承认他们的一些士兵表现非常糟糕。有两个文字记者对摄影者谈了这样的看法。一个记者认为，这类事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日本总领事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他承认日本部队确实缺乏纪律约束。这对日本军队是怎样一种评价？！
    在一次战争中任何国家里都会沉渣泛起。当然也不可否认，犯罪分子和色情暴虐狂者就利用这机会，放纵自己丑恶的本性。在日本士兵身上所看到的这些残忍和嗜杀成性，在一个今天还崇尚"剖腹自杀"陋俗和让儿童阅读残暴好杀故事的国家里，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也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影片的拍摄者经常到日本去，熟悉这个国家的名胜古迹，知道在它的人民中有许多人具有高尚的精神。要是日本人民知道了这次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进行的，他们的内心就会充满厌恶！

影片的解说词

1号影片

    这段影片主要记录了1937年9月到10月期间日本人对南京的空袭。该影片的结尾和2号影片的开头出现有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于1937年12月19日在安全区一个难民收容所的露天空地做礼拜。

2号影片

    画面序号

    1)日本部队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轰炸机飞越南京上空。
    2)1937年12月16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用手榴弹处决。
    3)下关模范村四所村的中国圣公会信徒刘广伟(音译)和基督教教友们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前逃进了安全区。12月16日他和基督教会其他13位教友被日本士兵带走，据他估计约有1000个中国人的队伍被强追赶到下关的扬子江岸边，在那里他们一排排站着，被机关枪扫射致死。当时正值黄昏，但是没有机会可以逃走，因为日本人用机枪围住了三面，而中国人的背后是扬子江。刘本人站在将被杀害者的后排，紧靠江边。当一排排中国人被机枪打死时，他也倒了下去，虽然他没被击中，却和几个被打死的人一起倒进浅水里，得以藏在尸堆中达3小时之久。后来他拖着被严寒冻得几乎不能走路的两条腿，爬上了岸，逃进一间无人居住的草屋中，他在那里脱去身上的湿衣服，钻进在那里找到的被褥里。在草屋中他没吃没喝地躲了3天。最后，饥饿迫使他出去寻找食物。他又穿上还未完全干透的衣服，走到以前工作过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一家英国洋行)，在那里，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当他离开时，碰上了3个日本士兵。他们先是揍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带到下关的复兴街，要他给他们煮饭。几天后他们放了他，两个士兵交给他一张盖有图章和签名的证明。他拿着那张证明，穿过城门回到了安全区他的家人那里。
    4)这个19岁的女子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7个月(准确时间是6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xx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19处，腿上挨了8刀，下身挨的一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这期间她的伤口已经愈合。
    5)日本士兵闯入这青年女子在下关(南京的港口地区)的家里，一家人除去她侥幸不在家的丈夫外，均被他们杀死。她是一家英国公司(和记洋行)的职员。日本人用刺刀劈伤了她的脊柱，留下一个可怕的伤口。她最后死于脑膜炎。她没有对日本士兵进行过任何反抗。
    6)日本人侵入这座城市时，这个约11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站在难民区一个防空洞的附近。这些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她父亲，开枪打死她母亲，用刺刀刺中她的肘部。她的伤口现在已愈合，但留下一只残废的臂膀。
    7)这是一个7岁男孩的尸体，他被送入大学医院(教会医院，鼓楼)3天后死去。他身上被刺刀刺了5刀，有一刀刺进了肚子。(我亲眼见过这具尸体——约翰·拉贝)
    8)这个男子是一家中国饭店的职员，就他所知，他是被日本士兵从难民区的房子里拉出去并在该区西侧一座小山上枪杀的80个男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自己的脖颈、面颊和手臂上各挨了一枪，现已治愈。当时他装死，后来得以逃脱，到了教会医院里。
    9)这个男子的胸部挨了一枪，因为他不明白日本人要他做什么。他是个农民。在教会医院里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3号影片

    1)这是一个男子的尸体。他和其他70个人被从金陵大学的蚕厂拉出来，他们全都或是被枪打死，或是被刺刀刺死，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这个男子被刺刀刺了两刀。虽然他脸上和整个头部被烧得很可怕，但他还能拖着身子来到医院，到医院20个小时后死去。(我在鼓楼医院的停尸地窖里，当着威尔逊大夫的面叫人打开裹尸布，察看了尸体，以便亲自验证报告上所说的细节——约翰·拉贝)
    2)一个日本兵向一家搪瓷店的职员要香烟，因为他没有香烟，头上就被这个日本兵劈了一刀，这一刀砍破了他一只耳朵后的脑壳，脑子都露了出来。这是在这个受伤者被送进教会医院6天后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脑子还在搏动，一部分脑浆从伤口外溢，他身体的右侧因此已完全瘫痪，但病人并未失去知觉。他在被送进医院后还活了10天。
    3)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江边，他估计有4000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他和其他约20个人成功地逃脱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枪。
    4)这个男子是扬子江上一条小舶板(小船)的主人，他被一个日本兵用枪击中下颚，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身体的上部和下部被严重烧伤。他在被送进教会医院(鼓楼)两天后死去。(在这个人死去的前一天，我还跟他谈过话——约翰·拉贝)
    5)这个中国人当过兵，但当他被日本人抓到时，已经手无寸铁。他的头部挨了两刺刀，还有一刀刺穿了脖子，他躺着等死。但是在教会医院(鼓楼)治疗后，又痊愈了。
    6)这个小男孩从吴凇逃到常州，被经过常州的日本部队抓走。他今年十三四岁，已经为日本部队干了3个星期活。在他们两天不给他饭吃之后，他于12月26日恳求他们放他回家，他得到的回答就是挨刺刀戳和铁棍往头上一顿打。这个画面是他被送进鼓楼医院时拍摄下来的，当时他正血流如注。后来他痊愈了。
    7)这个男子的家在南城门内。日本人于1937年12月13日入侵这座城市时，打死了他的两个兄弟，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部。他在12月37日以后才被送进医院。这个画面是在鼓楼医院的药房里拍摄的——这期间他必定已经死去，因为他胸腔里格格的响声说明他受了重伤。
    8)这个女子和她丈夫、她的老父亲及她5岁的孩子住在光华门内。日本人入侵城市时，来到她家要食物。日本人叫她和她丈夫走出去。丈夫随着叫声来到外面时，立即就被刺刀刺死；她因为害怕，留在屋里没有出去。日本士兵随即冲进屋子里，枪杀了她抱在怀里的孩子，同一颗子弹还打伤了她的手臂。
    9)这个姓吴的女子和她家6口人住在南京城隆庙后面。4个日本士兵在12月18日闯进她的家，用刺刀刺死了她60多岁的老父亲以及她兄弟的十一二岁的孩子，用刀凶残地砍伤了她丈夫并企图强xx她。由于她解释说自已有病，他们才放过她。但这些士兵每天都去要钱，还刺伤了她邻居的脸。
    10)下关电话局职员于西棠(音译)是住在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里的4000个难民之一。12月26日，日本军官来到难民收容所，对所有的成年人进行登记入册。这些军官告诉中国人，如果他们中间有当过兵的，凡自动承认者，即可免于一死，而不报告者抓出来就杀。军官们说，自愿承认者要编入役工队，并且给他们20分钟时间考虑。接着约有200个男子承认当过兵，他们被带走了。在街上还有一批被日本人诬指为当过兵的中国人被抓走，于(西棠)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路上被抓走的。据他说，他和其他几百个人被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的山丘上，在那里日本人用刺刀刺杀他们。他被刺了6刀，其中2刀刺入胸部，2刀刺入小腹，2刀刺在腿上，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重又醒过来时，朋友们把他送进了教会医院。这个画面是威尔逊大夫给他动手术时拍摄的。威尔逊大夫在这些日子里一直为他的生命担忧，但他却在此期间恢复了健康。
    11)这个男子是南京的一所房子的主人。日本人闯进他的房子里要女人，他回答说没有女人，日本人就用刺刀刺他，他挨了两刀，刺刀深深地刺入后颈部。在这期间他的伤已愈合。
    12)一个日本兵强迫难民区的一个中国警察带走一个女子，因为这个日本人想避免亲自把她拖走。他们来到国府路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这个警察得以逃脱。可是他又落到了其他日本士兵手里，他们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从后面用刺刀刺他，然后把他抛弃在那里，因为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日本人走了以后，他成功地挣脱了绳索，在一所房子里躲了起来。他在那里找到一张床过夜。第二天，他身体非常虚弱，在一个中国人的帮助下到了医院。他一共被刺了22刀，但他被救活了，并且已痊愈，这确实是个奇迹。

4号影片

    1)这个女子和其他5个女子被强行从难民区的一个收容所里拖出来，去给日本军官们洗衣服。她被带到一所看上去像是军人医院的楼房中。白天她必须洗衣服，夜晚供日本士兵们取乐消遣。根据她的报告，年龄较大的和普通的女子一夜要被强xx10次～20次，而一个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夜被强xx达40次。这里拍摄下的是一个普通女子。1938年1月2日，两个日本士兵要她跟他们走。她被带到一所空房内，他们欲砍下她的脑袋，没有成功。人们发现她躺在血泊中，就把她送进了教会医院，在那里她逐渐又恢复了健康。她的后颈被砍了4刀，刀口很深，颈部肌肉都撕裂了。此外，她的手腕有一道严重的刀伤，身上挨了4刀。这女子一点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她。她不了解其他女子的情况。
    2)和3)一个尼姑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帮手：这孩子被刺刀刺入背部，刺伤数星期后仍然因伤口未愈而发烧；尼姑因枪击造成左髋骨复合性骨折并因此引起严重感染，如果有救的话，就需要进行一次特殊的手术，才能使她恢复行走。这尼姑和别人合住在城南一座庙后面的一所房子里。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杀死了这寺庙旁边的许多人。把这尼姑送进医院的那个裁缝估计，那里被杀死的有25人。在这些死者中，有尼姑庵的一位65岁的住持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帮手。画面上的这个尼姑及其小帮手也是那次受的伤。她们逃进一条沟里，在那里待了5天，没吃没喝。沟里有许多尸体，其中有一具68岁尼姑的尸体，她是被倒在她身上沉重的尸体压死或窒息而死的。第5天这尼姑听到有一个日本兵看到这些尸体时说了这样一句中国话"好惨啊"，她随即睁开眼睛，恳请这个士兵救她。随后他把她从沟里拖出来，叫来几个中国人把她送到陆军救护站，她在那里受到一个军医的治疗。之后有了机会，她被一个邻居转移到了教会医院。
    4)1月11日，3个日本士兵强迫这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把蔬菜挑到城南，在那里他们抢走了他的钱，用刺刀向他背部刺了两刀，一刀刺进下腹。两天后他被送进教会医院时，他的内脏从伤口里拖出来约一尺长。送到医院5天后他死去了。给他摄影时，病人非常痛苦，连医生都不敢把伤口上的绷带解开。
    5)这个人听说他母亲被打死了，他就离开国际委员会建立的安全区，去证实这消息是否确实。他前往第二区，这是日本人称之为安全的市区，并被推为可以再定居的一个区。他没有找到他母亲的尸体，却碰上了两个日本兵，他们把他以及他朋友的衣服都抢光，只剩下了裤子(这天是1938年1月12日，是寒冷的一天)。随后两个日本兵把他们的登记证撕得粉碎，用刺刀刺倒他们，把他们抛到一条沟里。这个男子1小时后从昏迷状态中醒来时，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失踪。后来他终于回到了难民区，进了教会医院。他被刺了6刀，其中一刀刺破了肋膜，导致肋膜下的外伤性气肿。在此期间他痊愈了。
    6)这个男子是4000个难民中主动承认自己以前当过兵的200名中国人中的一个，因为日本人答应过他们：自动承认者可以免受处罚。他和其他许多在街上被日本人抓到的人(虽然他们以前是平民)一道，共约300人～350人被带到坐落在五台山附近的一所房屋里，在那里他们被分成10个人一组。日本人用钢丝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要把他们押到水西门外(他听人说)去处死。在快轮到他被押走时，他和房子里的另外3个人躲在一堆垫子下，但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因为他们中有一人发出了咳嗽声。他们后来被拖到外面，20人一组站着，日本人用刺刀刺他们。刺了几下，他即失去知觉，后来又从昏迷中醒来，连滚带爬地来到美国学校的一栋大楼里，那里的一个中国人给他解开捆在手上的钢丝。他在一条沟里躲藏了一些时候，最后才去了教会医院。医生诊断他被刺了9刀，此外被钢丝捆绑的手也受了伤。他现在已恢复了健康。
    7)这个中年男子在1月10日回到坐落在对过山上的太古洋行附近他的住房里。他在自己的院子里遇到3个日本士兵，其中一个无缘无故地开枪打伤他的两条腿，有一处伤口相当严重，但是他现在很可能已痊愈。
    8)1月24日，日本士兵企图命令这个男子纵火焚烧坐落在大学医院附近双龙巷里的中和(音译)饭店。由于他拒绝纵火，他们就用刺刀击打他的头部，他的头部裂了3个口子，但是没有危险。这次摄影时，他差不多已恢复了健康。
    9)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伊斯兰教徒，他刚刚打开门，立即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xx了她，然后还在她xx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xx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二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巴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了她的xx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xx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
    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她没有受伤的4岁妹妹待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只锅里找到的剩饭活命。摄影者从这位小姐姐的口中了解到了以上报告的一部分情况，将孩子的叙述与被杀害者的一个邻居和亲戚的叙述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一些细节。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她和她妹妹，因为她们藏在旧被子下面。
    在发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之后，所有邻居都逃到了安全区。画面中的这个老太太14天后来到她的邻居家，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老太太把摄影者领到了摆放尸体的院子里。她、夏先生的兄弟和被救出来的大女孩对我们讲述了这个悲剧的详细情况。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


    1938年2月12日
    现在的确到了我离开这里的关键时刻了。今天早晨7时，张带来一位从天津来的朋友，他姓冯，在大方巷一个美国人那里看家。他的妻子临产，胎儿3天来一直抗拒来到这个悲惨世界(我们确实也不能责怪他)，孕妇看来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引产。这时他们竟然跑来找我！"我又不是医生。"张说："对的。""我也不是快马(中国北方人称产婆为快马)。""对的。""我是市长，用不着去为别人接生！你们赶快把产妇送到鼓楼医院去！""是的，"张说，"这三点，你说得都对。但是你得一道去，否则产妇进不了医院，她会死的，孩子也会死。你必须一起去，这样一切就会好，母亲会有救，婴儿也会活着！"真是天大的玩笑，你们这些傻瓜、无赖。大家都去，就是说我也必须一同去。这真是难以置信，我一走进那房子，那男孩就生下来了。母亲笑了，婴儿也笑了(实际上是叫喊，但在这一时刻反正都一样)，大家都很高兴。张，这个滑头精，又是他有理。此外，这个玩笑还要我花去10元钱，因为我必须给这个可怜的男孩带点小礼物。
    如果这故事流传出去，我就要破产。只要想想，城里有25万难民。你根本想象不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下午5时
    中国飞行员"来访"，整个天空布满了飞机，日本防空部队开炮，竭尽全力，但是却没有命中！——这就好，因为没有人想走进防空洞。中国人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同胞进行空袭时是安全的。
    菲奇先生今天下午随同"友好的海军"又从上海回来，带来了香肠、干酪、胰岛素和许多邮件，其中也有妻子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看上去她挺精神的)和韦尔纳厂的舒尔茨第37号信件，并附有下面的柏林报纸剪报，剪报上欢呼"拉贝出任南京市长"。啊，孩子们，我多想退休时可以拥有一份市长退休金！——中国的先生们，我看你们该自己管理自己了，或者自己统治，或者让别人统治，我是不想再干了，我必须休息了！

韦尔纳·舒尔茨

柏林西门子城

1938年1月12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
    尽管我估计，附上的这份报纸简讯可能已从各个方面到达您手中，但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把它寄给您，因为当您读到您在南京的工作也受到这里新闻界的如此赞扬和肯定时，必定会感到高兴的。
    从施密特先生寄来的几张照片上，我们看到您站在防空洞的入口处已经钦佩不已；您安排工作的时间是21时～23时，从中可以看出，您仍然保持着您的幽默感。当然，我们在这里怀着特别的兴趣注视着在中国发生的事，也经常想念您。
    我们希望，您在南京的家中会安然无恙地度过这个时期，因为我们不时谈到，撇开您在东亚的30年时间里所收集到的一切美好东西不谈，一个人处在战争区域之中是多么艰难啊。
    我衷心祝您和您夫人未来万事如意；我经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在您好客的屋子里度过的美好时光。
    请您代向韩先生和李先生问好。
    致以德意志的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韦尔纳·舒尔茨

    附：

德国办事机构在南京重建

上海1月10日电讯

    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大使馆行政官员沙尔芬贝格和领事馆秘书许尔特尔于星期五乘坐一艘英国炮艇离开上海，已经到达南京。德国大使馆在南京的办事机构随之又将重新开始工作。它的第一项任务是保护德国人在南京的财产并查明损失情况。根据已知情况，有12栋德国人的房屋完好无损，其余房屋的损失情况这里尚不清楚。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在过渡时期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海军士兵兵不血刃地占领青岛后，日本当局答应保护第三国的国民。根据目前已知情况，在青岛的所有德国人全都安然无恙。
    我的朋友舒尔茨(这个名字经过德译汉，汉译德，舒尔茨有时遗憾地发现，他的名字听上去像"鞋带")没有说错，从其他方面也传来了类似的报道：

一个德国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讯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对过渡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目前为了居民和难民的利益而与占领军进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处的。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一个德国人维护南京的秩序

    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汉堡消息报》)
    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前不久，有两位中国政府官员住在我的房子里，他们的箱子里装满了钱，他们在许多场合都给我的佣人小费，小费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由于蒋介石曾答应给我们委员会10万元，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拿到8万元，为此我要求这两位先生给我写份书面声明，说明他们不拥有应提供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钱。他们交来的声明如下：

南京，1938年2月9日

    致约翰H．D．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
    我们谨通知您，我们从中国政府那儿收到的资金，总额为5万元(大写：伍万元)，我们将这些钱分配如下：
    1．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2万元
    2．给南京国际红十字会3万元
    共计5万元
    上述款额我们已按委托付给上述单位。
    我们听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先前已收到过6万元，因此总共已给该委员会8万元，给南京国际红十字会3万元，已付讫。
    我们特此声明，我们很遗憾，再也没有其他基金可提供给上述组织。
    顺致崇高敬意

    签名：周清锋(音译)龙顺钦(音译)

    直接促使我询问和取得上述答复的起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天，我发现我私人办公室的书桌上有一捆纸币，一共有5000元，同时还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了您值得尊敬的、拯救穷人的行动。"我立即将这笔钱交给委员会会计组，给了这两位中国人一张正式收据，他俩接到这张收据时显然有点吃惊。
    下面这封信是今天由美国大使馆交给我的。

金陵大学校长办公室

中国南京

汉口办公室

大利亚大厦12B

1937年12月9日

    致拉贝先生

    西门子洋行
    南京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谨以金陵大学师生员工的名义，对您将您的汽车供给我们用于运送人员和行李表示我最诚挚的赞扬和衷心的感谢。没有您友好的帮助，要把500多人及时从南京运往汉口，我们是完全办不到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本周还要继续到中国西部去，我们希望路过这里的每班船都能带走一批人。无论如何还得过段时间，我们才能使所有人登上旅程。
    我们常常惦记着南京。我们希望，留在那里的所有人都能摆脱战争的恐怖。
    对于您为建立安全区所做的一切和正在做的一切，我们向您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
    怀着许多良好的祝愿向您问候！

    您非常忠实的

    签名：陈裕光

金陵大学校长

    此外，我今天还收到同样由美国大使馆转交的如下电报确认：

电报确认

西门子洋行(中国)

香港分行

香港，1937年12月1日

发报时间：1937年12月1日

    致南京办事处
    我们收到上海如下电报，应要求，将它转发给您："不同意那些措施，请立即动身去汉口代表洋行利益。"

    西门子洋行(中国)

    香港分行施……

   2月13日
    9时～12时委员会开会，讨论预算问题。根据菲奇的报告，上海和其他地方共为我们募集了20万元。因此我们目前的总财产约为30万元。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办一些事。
    下午在平仓巷做礼拜。贝茨博士发表了令人惊异的讲话，他谈论亚伯拉罕·林肯，说林肯的名言在一些方面仍完全适合于当前这年代。他朗读了1863年林肯的宣言。
    对于今天收到的、上面援引的洋行1937年12月1日电报确认必须说明，我从未收到过这份电报。尽管当时有人通过电报建议我，避开对我生命的更大危险；若是德国大使馆离开南京，可以和他们一起走。最后，还要求我发一份电报，说明我的打算。我的回答是："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据我现在从电报确认中看出，上海总部对此不同意。不过我从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这确实是一件憾事。我真是个倒霉鬼！当时我的确是听话的，现在这事不中洋行的意！当然可以相信，洋行上述电报的意图只是为了使我避免任何生命危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没有收到电报是好事。作为一位很守纪律的职员，也许我在最后一瞬间还会改变我的决定，并乘上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离去。众所周知，这条船遭到了日本人的猛烈轰炸。此外，我总是在怀疑，假如我跑了，西门子洋行(中国)在南京的其余雇员以及还有一些穷苦的可怜人今天是否还活着。
    我还是出乎意料地成功地搞到了木板箱。在我的老百姓中(即在我院子里的难民中)有一个木匠，通过他的关系我弄到了20只木板箱，而且不仅有木板箱，还有稻草。这些难民中有几个人冒着大雨，从汉西门城外拖来了3车稻草，总共花了2元钱。木匠免费帮忙包装行李。可以看到，和穷人的友谊是有价值的。有时(例如这一次)甚至十分有价值，因为木头几乎从市场上消失了。
    克·克勒格尔先生从上海发来的信还附了"简讯摘要"。

1938年1月30日《字林西报》简讯摘要：

    美国驻东京大使提出更强烈的抗议
    日本一名哨兵打了J．M．阿利森先生耳光，这一行为引发出新的外交交涉。
    美国官员的报告已发表(华盛顿，1938年1月28日)：
    国务院今天委托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在南京的一名日本哨兵动手殴打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M．阿利森的行为。
    目前在驻南京美国大使馆代表美国利益的阿利森先生报告，他被一名日本哨兵毫无理由地打了耳光——在给格鲁先生下达指示的同时，国务院公布了阿利森先生关于这次被打受辱事件的报告，报告与日本人的叙述有很大不同。
    (对这一事件的较长叙述待续)
    同一报纸的摘要：

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

    日本大使认为中国关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不准确，并因此持怀疑态度。

伦敦，1938年1月29日讯

    驻伦敦的日本大使吉田茂先生今天在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中，对传到欧洲的关于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残酷暴行的报道表示遗憾。他补充说，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大使接着又说，我已经电告东京，报道我们部队残酷暴行的消息已经传到英国，我请求不要对我隐瞒真实情况。关于据说日本士兵虐待平民并当着父母的面杀戮孩子们的报道，使我感到异常震惊。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根本不相符，在我们国家全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无论您到哪里去进行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我再重复一下，这支军队会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传统，是不能想象的。我作为我国的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合众社)
    前一篇文章中关于一名日本兵殴打阿利森先生的事件，这时已通过日本政府出面郑重道歉而获得解决。
    从《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全世界这时已获悉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的残酷暴行。吉田茂大使先生如此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没有人会因此而见怪。此外，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大学医院

中国南京

1938年2月12日

    致王承天先生
    自治委员会
    南京
    我们期待2月14日星期一早晨上海救援南京组织用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来100吨蚕豆。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先生通知我们，日本当局已经表示，希望这次船运粮食事宜由贵委员会进行办理。
    为此，我们请求贵委员会为我们运进这批货物，并取得许可证，将这批货物寄存在贵委员会的仓库里。这些蚕豆应该免费分发给南京的穷人和有困难的人。
    我们对贵委员会满足我们的请求预致谢意。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罗伯特O．威尔逊大夫

    致美国大使馆电，南京
    发出：上海，1938年2月14日
    收到：南京，1938年2月15日11时
    急件——下面是致斯迈思博士和特里默大夫的：
    我们星期日继续查询的结果是，蚕豆靠岸的地点完全由南京军事当局决定。如完全由自治委员会运入，预计不会有困难——汤姆逊

    高斯

    2月14日
    由于我们这里发生了几例脚气病(鼓楼医院愿意提供详情)，我们曾请求上海运给我们100吨蚕豆，这批货应该于今天由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运抵这里。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早已发给许可证准许船运这批蚕豆在下关靠岸，但是南京的日本军队尚未同意，后来果然遭到了拒绝。今天下午1时，上海的无线电台报道了这事，并指出：由于我们的国际委员会(上海人称为"南京救济委员会")和自治委员会"缺少合作"，运入货物产生困难，不言而喻，运人之事只允许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从我们上面收录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我们早已于2月12日就此事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请求。由于此事涉及鼓楼医院(大学医院)，因而该信由医院的威尔逊大夫签署。日本人声称，他们对南京的脚气病一无所知，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里的健康状况。

liuaimin

38年二月日记(3.1)

    2月15日
    昨天晚上，龙和周离开了我的家。他们今天要动身，怎样走，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对我讲，我也没有问。我们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他们一路平安抵达香港。不过，我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人。
    我现在忙于收拾东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很好，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也许这和我的糖尿病有关。但是，这不要紧，我差不多已经闯过来了。总会成功的！妻子说得对，不要在最后一刻发生"抛锚"，她在最近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她当然认为，我应该以最最安全的方式(乘坐炮艇)走，不要像克勒格尔那样坐运货车，而且还是在敞开的车厢里，免得最后又得了什么病。就这么做，妻子，别担心！"蚕豆问题"尚未解决。日本人就威尔逊大夫的信已拒绝了自治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将豆子交给自治委员会，否则这货物不许运入。由于我们这批蚕豆是在上海买来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交出去。而且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日本人突然拒绝自治委员会把豆子分配给我们的各个难民收容所。此外，这些蚕豆是委托鼓楼医院代销的，就是说，日本人试图禁止把粮食交给私人机构。阿利森先生目前正在(与英国大使馆一道)作出努力，促使日本人改变态度，从而有利于我们。
    据我刚才听说，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一致决定，给上海西门子洋行发电报，请求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这根本不合我的意。我的神经的确有些吃不消了，我真想出去休假旅行。此外我也担心洋行的人会认为，是我本人叫人拍这份电报的，当然情况并非如此。除去我的家具外，我已经把所有小件物品都包装好了，此刻我就坐在已空出了一半的房子里，没有任何舒适设备。大件家具和已装好的木板箱，我只好暂时放在这里，请韩(湘琳)看管。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

1938年2月14日

   难民
    1937年12月下半月难民的人数达到最高点时，在25个难民收容所里共有6.9406万人。1938年1月25日有6万人，而今天在24个难民收容所里只有3.5334万人。从1月28日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发布命令，要难民最迟于2月4日离开难民收容所以来，收容所的难民人数曾减少了2.5万人。我们可以看作为成果的是，在上海的日高先生到达后，日本人根据我们的抗议，秘而不宣地表示同意不再使用武力在2月4日将难民赶出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同意只是对我们委员会秘密作出的；1月28日发布的命令不仅仍然有效，而且日本人通过自治委员会的代表于1月30日检查了难民收容所后，还强调重申了这项命令。国际委员会也建议有条件的难民返回自己的家里去，但是回家只能逐步进行。应该预见到，数万名难民中特别是寡妇、丈夫被抓走的女人以及房子完全被烧毁的那些人，要过几个月后才能回去。这些人当然必须在特别为他们而建立起来的难民收容所里受到照顾。根据日本当局对返回自己住处的家庭登记的报告，今天在安全区内还有15万人，而今年1月份是25万人。由于回到自己住所的家庭仍然需要我们帮助，因此我们在最近为重新定居而开放的每个区内都设立了一个恢复秩序委员会办公室，以便在需要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帮助。
   援助
    现在仍看不出短时期内有重新启动经济生活的迹象，甚至不久将有经济生活的希望也甚微，某种程度的局部性生产也不可能。至于安排好在城墙内外小块田地和小菜园春播春种，也是困难重重。许多地段、建筑物、设施以及储备都已被毁坏，只有极少数工人为日本军队和其他日本当局工作而得到报酬。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生活的复苏在今后几个月内是不可能的。形势的严峻还由于下述事实而加剧：大部分市民都是依靠带来的储备粮食生活，这些储备每天都在减少，毫无疑问不久就会耗尽。因此可以预见形势还将恶化，在今后数月中要求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给予援助。
   行政管理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目前的一切救济工作均由组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实施。由于在元月的最后几天有五分之二市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安全区与市区其他部分之间的严格界限已变得模糊。因此国际委员会已不再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委员会，而是作为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继续进行工作。
    国际委员会一开始就与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极好的合作，与它共同从事了大规模的粥厂工作。此外，委员会还和红卍字会合作主持两个大粥厂，红卍字会同时负责掩埋尸体，事实证明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这个组织虽然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今天在城里各个地方还有3万具尚未掩埋的尸体，其中大部分是在近郊下关。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特别关心中国的伤兵，对大学医院的免费治疗病员，它按照战争前的标准为他们支付治疗费、伙食费以及三等病房的住院费。医院失去了正常的诊治收入，而原先的储备连一半的亏空都弥补不了，因此没有红十字会在这方面的支持，医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我们与自治委员会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以前就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在新岗位上，只要是在日本当局许可的范围内，都和我们进行合作。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开放禁令，通过他将大量的米和面粉出售给居民。为此目的，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从圣诞节以来(早在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就和这些人合作将粮食和燃料运进城内。正是这个委员今天领导着自治委员会的汽车修理厂，实际上负责全部车辆的调度，并负责车辆优先供社会服务使用，然后才派其他用途。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与自治委员会下属的救济课的合作。救济课与我们的恢复秩序部之间每周共同举行数次座谈会。尽管实际效果要将来才会显示出来，但这两个组织已经提出了恢复秩序工作的共同计划。实际合作工作按两种方式进行。一些难民来自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他们想返回家乡，对此，自治委员会将努力为他们争取免费运送，我们委员会则准备给这些难民每个人发一小笔回乡救济现金，以帮助他们克服回乡开始时的生活困难。日本当局交给自治委员会2000袋米供免费分发。自治委员会将应由其救济课分发的这批储备粮中的绝大部分，先在安全区外面他们的店里出售，出售所得的米款再分批交还给救济课。目前救济课已经声明，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将对从我们难民收容所返回自己家园的每个家庭免费发给一小部分储备米。
    我们与日本当局的合作，至今实际上只停留在他们默认和容忍我们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上，但他们同时试图竭力限制我们的工作。最近几周来，这种限制已有所放松。他们曾允许向安全区运进了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这些米其实不是给我们委员会的)；他们还答应不用武力将难民赶出安全区；他们允许我们将100吨蚕豆从上海船运到这里来；我们现在得到了给一位美国医生的入城许可证，这位医生以前就是鼓楼医院的工作人员，现在又回到南京。甚至在严格限制我们工作的时候即今年元月，日本人也允许自治委员会给安全区的粥厂供应煤，当然我们必须支付煤钱，因为这些煤是私人经营的。这些与我们难民收容所紧密合作的粥厂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分布面很广的利益团体。
   运回和分配储备粮
    从1938年1月11日以来，日本当局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售米，但允许居民到位于安全区以外南边一里处自治委员会的店里买米，并将这些米带进安全区。开始只允许每个难民买2斗米，但后来允许买一整袋。最近，安全区外东边不远处的自治委员会另一家店也卖面粉，当然只能少量出售。此外，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不久前向安全区运进了给自治委员会的两批数量很大的大米。
    由于我们就地购买补充粮食或从上海进口粮食的努力受到日本人的阻止，我们的粮食储备已大大减少。目前我们还有1267袋米、266袋面粉和12袋蚕豆。因此我们目前的储备粮只能免费发放2个星期，即只够发到3月1日。现在我们就地采取了预防措施，即由红十字会在下关购买免费发放的米并支付米款。
    我们今天达成了一项协议，它使我们的难民收容所能够直接向自治委员会的粮店买米，使我们自己少量的储备粮得以留作这个不可靠的供应渠道万一发生中断时使用。
    上海的日本海军中将已签发许可证，准许船运100吨蚕豆到南京并在南京上岸，第一次突破了至今对粮食运往南京的禁令。
    但是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却为蚕豆的到岸和运进城提出了先决条件，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蚕豆交给自治委员会。这批蚕豆原先是委托大学医院销售的，但是在事情办到一半的时候，医院向日本军队表态，请求自治委员会为医院运入这批蚕豆，储存在自治委员会的仓库里，并在那里免费分发给穷人。日本军队至今仍拒绝这项建议。我们委员会暂时还未下决心建议医院将这批货物无条件地交给自治委员会，因为蚕豆是用托付给国际委员会的钱购买的，因此国际委员会要对这批货物的最终去向负责。决定运入这批货物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看看这里的一个民间救济组织是否能够运入粮食。蚕豆是中国普通食品的重要部分，当前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免费将这批蚕豆发给穷人将会阻止营养不良状况的继续恶化，因此它对两个月来几乎只是以粥为生的南京居民有很大帮助。我们的医药顾问也建议食用蚕豆以防止脚气病。这种病已在难民收容所里出现了。
    国际委员会竭力敦促日本当局发还前中国当局合法给予国际委员会的1.O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这项努力直到今天也未获成功(有关这方面的全部详情请见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1938年1月27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函件，文件号44)。
    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自己已无法向难民分发食物，我们将不得不改为发放救济现金，就是说，只要自治委员会还在出售米和其他食品的话。
    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12日，日本人只提供了5200袋米(包括前面提到的供免费分发的2000袋)和1万袋面粉。2月12日，日本当局通知自治委员会，他们将在6天内给自治委员会每天提供1000袋米，并说假如自治委员会能够运入这些储备粮的话，将会继续得到同等数量的供货。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在3天内总共只提供了2300袋米。但是，为了维持25万居民的生活，每天就需要1600袋米。因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私人口粮不久将用尽，目前供应的数量是绝对不够的，因而情况十分危急。日本人从占领南京以来，正式提供的全部食品还不够维持一个星期的。
    约从1月底以来，允许农民们到城外的地里去取蔬菜等东西回来。但据这些人说，走那么远的路是不值得的，因为地里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
    凡是运给医院的东西，由于规模小，至今都是由外国炮艇运输的，可以毫无困难地运上岸，并交给医院。真正的困难是运进和分发给全体居民所必需的食品。
   财务预算
    我们委员会的财产现在，总共有30万元。是由下述组织捐助的。
    南京：
       前南京政府                    8万元
      卖米收入                      1.3万元
      南京基督教徒战争救济委员会    7000元
      小计                          10万元
    上海：
       中国银行家协会                5万元
      美国红十字会                  2.5万元
      英国市长基金会                2万元
      黄金律基金会(1900美元)        6350元
      扶轮国际                      2500元
      西雅图中国俱乐部(610美元)     2035元
      其他组织(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尚未转到我们的账上)   10.9115万元
       小计                          21.5万元
       总计                          31.5万元
    因为上述款项中有一部分为受行情波动的有价证券，为小心起见，我们将财产总数估定为30万元。
    这里附上的财务预算是为了说明关于打算用作今后两个半月即至5月1日所必需的总款项。这项财务预算只包括我们目前所能支配的款项，只限于南京的工作，平均每人只有1.20元。
    除了几个司机和苦力外，国际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志愿救援人员做的。至今我们发给中国的志愿工作人员只有每天的口粮和1角2分钱的菜金。但因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并无其他任何收入，而我们又不想不必要地过度占用他们的救济储备粮，因此我们决定从2月1日起付给中国助手现金报酬，每人每月约为10元～35元左右，包括全部零星开支在内。在过渡时期，必须对人员进行工作调动，从难民收容所管理部到恢复秩序部等，我们总共需要420个助手，从事包括从苦力到委员的各种工作。
   其他
    国际委员会很清楚，除了财务预算中列举的项目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工作也必须完成，而且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这些工作也是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此提出居民的健康状况。他们长期严重缺乏营养，每天的伙食经常只有两顿，而且只是稀粥。还有，这些人都是挤住在一起，生活在一种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它对孩子们、孕妇们和身体虚弱的人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些平民实际上应该在大学医院得到医生的治疗。而医院人员流失严重，缺乏经费，与工作范围的规模不相适应。医院的医疗工作应该相应地扩大，在各难民收容所和市区开设诊所，制定出一项医疗卫生工作和注意观察居民健康状况的计划。
    自治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最多只能维持一所医院，即便是这样，也只是为了不丢面子。
    此外，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一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口的栖霞山难民营；还收到了有2000名难民的葛塘集需要救济的请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本城居民区的艰难和贫困，也应该考虑到有许多人是从外地逃难到这里或是被驱赶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们想返回自己的家园；还有成千上万滞留在城里的乡村居民，此刻正在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
    南京和周围的菜农和农民们的绝望情绪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知道春播时应该怎样耕种他们的土地。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人们最多只能希望有一小部分田地会被耕种。当我们询问一些农民是否有春耕的种子时，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是否有足够的米话下去。金陵大学的5个大农场仅剩一点儿蚕豆，其余的一切都被日本军人抢走了或烧掉了，包括所有房屋、家具、库房和储备粮。其他上千个农场也是同样的痛苦命运。可惜我们不能直接采取行动恢复安全，使人们进行正常的劳动。但是，我们必须设法搞到种子。如果可能还要搞到耕田的牲畜。
    尽管25万不同年龄的难民没有一所小学、戏院或体育场，但我们遗憾的是，还是不能考虑重新开放小学和娱乐场所，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
   结论
    尽管有各种困难和不安全因素，国际委员会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努力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办事，虽然我们也经常会为大批一贫如洗的难民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济金而丧失勇气。国际委员会十分感谢许多友好组织给予它的慷慨的援助、很好的建议和巨大的关注。我们请求继续给予援助并提出建议，使我们的努力能够继续下去。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预算

(1938年2月13日通过)

   1．食品

    5万难民2个月(3月和4月)需1万袋米，每袋价10元，计10万元
   附加食品                                       3万元
   小计                                          13万元
   2．燃料
    每天供粥厂10吨煤
      2个月烧煤：600吨，每吨20元，计1.2万元
   3．恢复秩序
    救济返回南京以外家乡的难民5000人，每人1元，计5000元
   救济2000户家庭(住在难民收容所内，自己原有住房被烧毁)每家10元，计2万元
   通过提供借款、劳动救济和各种项目的直接救济7.5万元
    小计10万元
    合计24.2万元
   4．行政管理(3个月：2月、3月、4月)
    (1)中国助手的生活费用：

	工作人员数	每月	3个月
总部办公室 管理房屋与难民收容所 食品部 卫生部 恢复秩序部 小计	13人 193人 51人 128人 35人 420人	170元 2350元 520元 1640元 1050元 5730元	1.719万元

    (2)杂费：

	人数	3个月
汽车： 汽车修理费 卡车：675车货物，米和食品及煤，每车2元 卡车修理费 办公杂费 小计	4名司机	360元 200元 1350元 250元 100元 2260元

    合计1.945万元
   5．计划外开支基金
    如无更重要的开支，则用于恢复秩序的费用     4万元
    总计(今天拥有的款项)30.145万元南京，

1938年2月15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了欢送您，定于本星期四下午4时在金陵实验小学举行告别茶会，敬请出席！
    我们大家十分希望您能放弃您的旅行计划，在这个困难时刻不离开我们。南京还十分需要您。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签名：明妮·沃特林

    2月15日
    在我们委员会的上述报告中(它不得予以发表)，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红卍字会的说明，尽管它每天掩埋200具尸体，但至今还有3万具尸体尚未被掩埋(其中大部分在下关)。这些数字指的是那些最后被打死的中国士兵，他们拥挤在下关，没有能够渡过长江去。①——
    (①译注：侵华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遍及城内、城外，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对这些尸体的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成为日军杀害我同胞达30万人员有说服力的证据。据记载，慈善团体共掩埋18.5万余具尸体(其中，祟善堂收埋11.2267万具，同善堂收埋7000余具。红卍字会收埋4.3123万具，红十字会收埋2.2683万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私人共掩埋尸体3．5万余具(其中，湖南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收埋2.873万具，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等收埋7000余具)；伪政权共掩埋尸体6000余具(其中，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高冠吾组织收埋遗骨3000余具，伪下关区区长刘连祥组织收埋尸体3240具)。日军为掩盖南京大屠杀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部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人长江中。日军战俘太田寿男，攻陷南京时任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据他供认，曾与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800名士兵、10辆货物汽车和30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太田寿男负责处理的尸体有1.9万具，经安达负责处理的尸体有8.1万具，估计其他部队投江尸体有5万具，合计被日军毁尸灭迹的总数为15万具。由以上统计，可以得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的结论。由于拉贝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其所称红卍字会的说明仅是当时红卍字会主要在下关的埋尸情况。)——
    为了和我告别，我的所有美国朋友一个接一个地邀请我，虽然他们大家自己也没有多少吃的东西。现在又轮到了明妮·沃特林小姐请我去喝茶告别。沃特林小姐在12月最恶劣的那些日子里，率领400名逃难的妇女和少女穿过城市，将她们安置到安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里，她由此赢得了我的特别尊敬。
    英国大使馆的代表杰弗里先生今天答应我，他将为我向英国海军请求，让我或者乘2月22日太古洋行的"万通"号轮船，或者乘两天以后开航的英国炮艇"艾菲斯"号去上海，我可以带上一个佣人(经日本大使馆同意)。因此，还有一个星期，啊，然后就回国去啰！


    2月16日
    自治委员会吉米·王同时(暗地里)又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他告诉我，中国人已决定把我们总部的房子宁海路5号买下来赠送给我们委员会。多么好的想法。自治委员会目前没有钱，不过这一点好像并不重要，我可以设想得出，现在的房主(银行团和张群部长)将为此目的赠送这所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用自治委员会花一分钱。
    美国大使馆的阿利森先生带来消息说，"蚕豆问题"已获解决，已准许运进蚕豆，既可以在安全区内也可以在安全区外予以分发。


    2月17日
    很可能我将于2月22日或者23日乘"万通"号(就是要运送蚕豆到这里来的那艘轮船)离开这里。据我刚才听说，这艘轮船也被允许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上的难民(即尚在三桅帆船上的中国难民)带往上海去。邮政专员李奇先生正在和日本人商谈开放这里的邮政问题。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在受到破坏的任何地区恢复通邮方面取得成功。

南京，1938年2月16日

   电报
   致维克莱伊，黄金律基金会
   林肯大厦，纽约
    汇款已收到，谢谢。25万南京平民中现在有5万人靠免费的口粮维持生命。因为经济生活估计在数月内不可能重新恢复，如不继续进行救济，形势可能还会恶化。我们打算扩大大学医院的医疗服务，救济数千个那些父亲或丈夫被杀死或被抓走的家庭，以及数千个被烧毁房子的家庭。我们想为耕种农田提供种子和耕畜，使南京周围地区的菜农和农民们能够重新开始农事耕作。没有一个家庭不在某种形式上遭受到战争的灾祸。因此我们请求继续予以救济。

    菲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6日

   致自治委员会
   南京
    谨请允许我用书面形式确认不久前与尊敬的贵委员会代表所作的商谈。商谈中我们一致认为，由前市政府交给我们国际委员会的全部行政管理责任将随着自治委员会的成立而结束，并移交给现已完全承担了这种责任的贵组织。从这时起，我们委员会将是一个纯民间的救济组织。就我们的考虑，安全区也应该由此停止存在。
    我们高兴地获悉，方厚先生已被任命为第四区的区长，据我们听说，这个区包括有前安全区的区域在内。我们十分乐意随时和方先生进行合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他的工作。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最忠实的

    签名：G．A．菲奇

总干事

    2月17日
    明妮·沃特林小姐组织的告别茶会令人十分愉快。除了贝茨博士和菲奇外，还邀请了邮政专员李奇先生、阿利森先生和罗森博士。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但告别是十分难受的。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今天还有3000个姑娘和妇女，她们围住了大门，要求我答应不丢下她们不管，就是说要求我不离开南京。她们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当我要走时，她们干脆拉佐我的衣服后摆不放。我不得不留下我的汽车。在我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后，身后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我不得不步行走回家去。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昧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


    2月18日
    委员会会议："蚕豆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我们给上海克劳德·汤姆逊发去了下述电报：

南京，1938年2月18日

   电报
   致克劳德·汤姆逊，上海
    因为我们得到了这里日本军事当局的保证，如果将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他们就对在前安全区内或区外分发蚕豆不加任何限制。因为我们深信自治委员会将会令人满意地做好分发工作，我们国际委员会和大学医院决定将分发蚕豆的工作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万通"号轮船目前尚在芜湖，可能会在下周三返回南京，对卸货事宜会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我们谨请您注意，我们委员会已将名称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信函明天发出——斯迈思
    我任命米尔斯先生为副主席或执行主席的提议被接受了。我还要留任约两个月。如果以后我回不了南京，米尔斯可能将被顺理成章地任命为主席。我们决定，将安全区委员会的名称如同在上述电报中指出的那样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索恩先生被指定为去美国旅行的菲奇先生的继任人。斯迈思先生除任秘书的职务外，暂时还将继续担任财务主管职务，但以后应该减轻他的负担。跌伤脚的里格斯先生在痊愈后主要应该为恢复秩序部工作，因为他在"农业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他将放弃恢复秩序部运输主任的职务。今天离开上海来南京的布雷迪大夫将以他的一部分时间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鼓楼医院将为此得到某种方式的补偿。
    我和以前一样，仍是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委员。
    陆今天和辛德贝格驾车去栖霞山江南水泥厂。
    上海路上的售货棚被拆掉了，其中一部分又在山西路搭了起来。
    福田到总部来访问我，通知我去上海的事已最终被批准了。他不知道还准许我带一个佣人走的事，因此他还要了解一下。也许我带蔡一起走。"万通"号已定于2月23日起航。


    2月19日
    从英国大使馆得到消息说，我可以乘英国炮艇"蜜蜂"号在星期三即2月23日起程。"万通"号要晚些时间才到达这里。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杰弗里先生想打听一下，我是否可以将53箱家用物品由"万通"号运往上海。日本大使馆的福井也表示要努力就船运事宜获得日本军方当局的准许。如果得不到许可，我就不得不把我的东西留在这里。家具反正必须留在这里，只是可惜都没有包扎好，因为我现在已无法搞到木箱。


    2月20日
    国际委员会的中国人想要于明天下午4时在总部给我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我必须赶快写好一份讲话稿，恰如其分地对每个人表扬一番。那些美国人(他们当然全都被邀请参加这个招待会)还要于明天晚上8时在平仓巷为各个大使馆举行一个特别的招待会。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们也邀请了日本人。罗森博士是否还会来很成问题。他说，他不愿意再和"刽子手们"在一起聚会。这对一个外交人员来说肯定是太过分了，但是很难和他这个人打交道。
    下文译自中文。

南京，1938年2月17日

   致约翰·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
   尊敬的拉贝先生：
    日本人占领本城后，从1937年12月16日起押走了许多中国人，据说是命令这些人为他们从事必要的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儿子也在内，他们都没有兄弟。许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来没有当过兵，另一些人是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无人养活的妻子儿女。
    我们从未有过财富。在您建立安全区时，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从那里抱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女人们和孩子们，在安全区没有任何收入，在风里雨里，在严寒的冰雷天。等待着他们归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从未当过兵的人就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家属们日日夜夜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体虚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们的笔难以给您描述这些人的痛苦。你们的委员会过去曾表示过，你们感到有责任去调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曾于1月28日和2月1日两次给您写信。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为儿子、大夫及其他人担心的人)走投无路，不知该向谁求救，但我们知道您心肠好、怜悯人，因此再次请求您找到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和途径，使那些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把赡养者还给家庭，搭救我们的性命。请求您告诉我们，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那些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他们此刻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请您不要对我们隐瞒什么。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您的好心肠和怜悯心，我们将一辈子都感激您。
       此致
    敬礼！

您十分忠实的24名难民的代表(签名)

尤朱氏   朱唐氏   王苏氏

许朱氏   许潘氏   费于氏

南京，1938年2月19日

   致难民
   尤朱氏  朱唐氏  王苏氏
   许朱氏  许潘氏  费于氏
   南京
    你们2月17日的来信已悉。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对你们的痛苦深感震惊。关于请求调查你们来信中提到的那些年轻人下落以及他们的命运(是死还是活)，他们是否或何时能够再回来，我们已经不遗余力地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搭救他们。我们一再向日本人提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答复总是千篇一律，说他们对查询的年轻人一无所知。
    你们可以从中看出，为了满足你们的请求，我们已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辛劳。令人感到极大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回答你们的询问。我们希望你们会理解我们的难处。
    假如你们无法维持生活，我们请你们向我们委员会的恢复秩序部提出申请，说明你们家庭的人数、年龄和目前的生活状况，请求给予救济。这样我们委员会肯定不会拒绝你们申请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签名：约翰·拉贝

大学医院

南京

1938年2月19日

    尊敬的拉贝先生和斯迈思先生：
    昨天我对你们有关医院财务情况作了错误的通报，对此深表遗憾。
    简而言之，我记得，红十字会对在我院三等病房免费治疗的病员支付了一个月的费用共5000元。昨天我却以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额外同样付给了我们5000元，供一个月的。但现在查明，我们只收到了红十字会的5000元，这个款额也只是供1938年2月用的。
    根据我的仔细估计，我们每月结算要透支5000元～6000元，而且是从1937年11月底起。我们的医疗活动至今几乎都是依靠11月底以前存在仓库的储备药品和包扎材料等维持的。
    我们的病员一天比一天更付不出医疗费用了。但是，在我们预算的基础上和在缺少受过培训的医生、护士和助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做好工作。
    我们指望依靠贵方的合作和帮助，以克服我们的透支情况。
    对贵方的帮助预致谢意。没有贵方的帮助我们是无法支持到今天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的

    签名：C．S．特里默

    又及：我还记得，您还结清了中国政府为治疗士兵欠我们的账目。现特附上一份今年2月初所作财务报告的副本，使您手头有这个数目。

金陵大学医院1938年2月初的财务报告

    这是我们能够提出的第一份财务报告，供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了解我们目前维持医院活动的状况。报告采用月度预算形式，我们建议把这个试预算看作是今后6个月的基础。本报告参照过去两个月的经验，提出报告前已将各个项目和过去6年的实际支出作了比较和核对。从预算中可以看出，我们每月的全部开支目前为1.4791万元，而我们以往的正常预算为2.36万元。
    我们估计每月总收入为2000元，与过去每月2.1万余元的收入相比大大地减少了。尽管我们的医疗活动范围没有过去大，服务内容没有过去多，但我们对病员的服务并没有减少。诚然，服务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重病员和贫困病员都需要它。过去两个月，我们实际上每月向病员收费约2500元。尽管如此，我们不得已决定将2000元的小笔款额估算为向病员的收费收入。这些病员都是难民，他们仅有的一点现金在今后6个月将会大大地减少。
    这意味着，如果不想负债的话，我们每月必须筹集到1.0748万元。我们希望，我们能从救济基金中得到相当于免费病员在医院实际治疗费用的款额，即每天每人约8角钱。我们过去两个月的预算通过当地的红十字会得以补足或平衡。它答应1月份给我们5000元，但我们工作的实际费用达6000元左右。
    如果全部病例确实都是三等病员，我们当然无法抵偿这笔费用开支。每天8角钱的款额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即除去三等病员外，还有一等、二等和特等病员，由此三等病员的费用得到了补偿。因此，如果要想把我们的医疗活动维持下去，我们就必须每月至少有5000元的补助。我们同时将本报告寄给南京当地的救济组织、大学校长及财务主管，以及我们在中国和美国的朋友们及捐助人。目前的邮政情况不允许我们等待进一步的答复。
    您一定会理解，这里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在困境下所需要的最基本需求。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人数有限，他们医疗工作的时间很少。我们现在实际上只有5名医生和30名护士，过去却有22名医生和92名护士。我们所能找到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与我们的其他人员相比，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经验也不足。有一些护士只上过一个月的急救培训班。因此我们现在的医疗业务水平并不高。我们正努力尽可能地提高全体职工的水平，对增加的人员进行试用。但在这个预算中并未安排有提高职工业务水平以及改善业务状况的经费。
    在预算中也没有规定扩大我们业务的经费。但是，改善公共卫生和在许多收容所里开设医疗诊所已迫在眉睫。仅在大学校区估计就住有1.9万名难民。我们请求布雷迪大夫回来，并请另一名外国医生和两名外国护士也到南京来，但只有这些人作为志愿救护人员并由外界支付他们的费用才有可能。医院的费用也必须由特别的救济基金来承担。
    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我们最初决心继续开展医院的业务时，我们并未想到钱和生活费用的事。但是，现在如果要想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必须想到筹措经费的问题。诚然，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会出主意。我们打算先继续做好今后6个月的工作，希望会取得比今天预算中提出的更好的结果。
    本报告系由金陵大学副校长M．S．贝茨博士、医院的牧师特里默大夫和医院领导委员会委员、现任院长麦卡勒姆牧师送达给您。

    签名：C．S．特里默大夫

M．S．贝茨博士

麦卡勒姆牧师

    附件一份

金陵大学医院1938年2月-7月紧急状态预算的建议

    每月支出

    外国人员薪水                     2400元
    中国人员薪水                     2200元
    行政管理                         350元
    经营和维持                       2191元
    厨房                             2500元
    洗衣房                           50元
    亚麻布                           250元
    外科和药品供应等                 1750元
    药房和药品商店                   2500元
    实验室                           250元
    其他(请求？)                     350元
    合计                             1.4791万元
    每月收入
    传教士薪水                       1600元
    传教补贴                         360元
    赠礼(亚麻布内衣)                 83.33元
    病员收费收入                     2000元
    计                               4043．33元
    透支                             1.0748万元
    合计                             1.4791万元
    我们建议，免费病员的5748元由救济基金支付，其余每月由医院的捐助人募捐筹集5000元作为补贴。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9日

    致上海救援南京委员会
    P．F．普赖斯牧师先生亲收
    上海
    我们委员会对您提供的慷慨救济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们特别感谢您为我们的利益举行的募捐活动，获得捐款21.1万元，并借此机会确认已收到您通过乔治·菲奇先生在2月12日转交的2万元现金款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的另一笔为数1.5万元的款额。此外，我们也十分感谢您克服众多困难在短时期内办成了发运蚕豆事宜。这批蚕豆于下个月交货，对于这里居民的健康尤其是(如同我们所希望的)对在难民中抑止脚气病的蔓延十分适时。

liuaimin

38年二月日记(3.2)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此名称更符合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便于委员会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
    鉴于我即将离开南京，现特通知您，我们委员会于2月18日选举W．P．米尔斯牧师先生为副主席，同时接受了我任命刘易斯S．C．斯迈思博士先生为财务副主任的提议。此外，斯迈思博士先生仍留任他目前的秘书职务。
    此外，我们要告诉您，乔治·菲奇先生在上海为我们委员会在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开立了两个账户，即一个账号为18412的美元储蓄账户，一个为当地货币的支票账户。菲奇先生于2月18日将这两个账户转到了我们的财务主管刘易斯·斯迈思博士的名下，并请求银行对来自美国汇到菲奇先生名下的汇款(电汇或期票)记入斯迈思先生的这两个账户。
    对于您给予的一切援助，我再次表示衷心感谢。我向您保证，尽管我现在必须离开南京返回德国，但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关心这里的工作。
    致以亲切的问候

    您永远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斯迈思博士先生的签名如下：
   Lewis S．C．Smythe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9日

   致自治委员会
   南京保泰街
    我们谨通知贵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于2月18日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该名称更符合其目前的工作性质。
    贵委员会自今年1月1日即自贵委员会成立以来给予了我们帮助，我们借此机会表示我方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为了南京贫苦市民的利益，继续与贵委员会进行良好的合作。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19日

   致罗森博士先生
   德国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罗森博士先生：
    我们谨通知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于2月18日决定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该名称更符合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便于委员会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
    我们借此机会，谨向贵大使馆自安全区建立以来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对您给予我们委员会救济工作的关心深表谢忱。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同样内容的公函也发给了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
    事后呈送的1938年2月12日17时在平仓巷3号召开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会议纪要如下：
    出席的委员：拉贝、米尔斯、里格斯、马吉、斯迈思和菲奇总干事、索恩副总干事
    1．菲奇先生报告了他的上海之行。他在那里查明，人们为我们南京的工作总共募捐到约21万元，其中5万元为自由债券(J．C．汤姆逊博士2月9日来信报告的总数为21.1万元，其中10万元为自由债券)。
    2．斯迈思博士先生代表特别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作关于预算的报告。
    会议中断，改为2月13日9时在宁海路5号继续举行。
    会议于1938年2月13日9时30分在宁海路5号继续举行。
    出席者：拉贝先生、米尔斯先生、贝茨先生、马吉先生、菲奇先生和索恩先生。
    3．继续作关于预算和薪水支付报告。
    4．米尔斯先生报告关于恢复秩序部有关使用10万元的计划。该款是预算委员会规定用于恢复秩序部工作的。
    113．会议决定，通过预算以及恢复秩序部提出的计划和下属委员会关于薪水及工资的建议，并同意用4万元作为"计划外支出基金"，从而使预算结算为30.145万元。
    会议于11时结束。

补充

南京，1938年2月17日

    这是对1938年2月14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的补充。
    自该报告于2月14日写成以来，有些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1．蚕豆
    我们和日本人关于从上海船运蚕豆与靠岸事宜的谈判今天已告结束。日本人声明，假如该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他们对在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蚕豆不作任何限制。因为我们对自治委员会的食品委员抱有充分的信任，我们相信，蚕豆分发会令人满意，已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现已满足了日本人的愿望。
    2．大米
    我们难民收容所在前3天从自治委员会的店里买到了大米，但对其购买必须加以限制，因为自治委员会担心日本人会禁止卖米给难民收容所。这期间，红十字会在城里私人处购买到1340袋米，此刻正在运入这批储备粮。我们试图在江北的六合采购，可惜没有成功。因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还能购买到足够的大米，以便我们的储备粮足够供应现在还依靠我们免费口粮的2.7万多名难民的生活。
    日本人关于在6天内每天给自治委员会运送1000袋米的提议，其结果令人十分失望。尽管有着大量的卡车可供每天运送1000袋米，但在前3天每天却只运送了300袋～400袋米。因此在6天内运送的总数只有3200袋米，即只有许诺数量的一半，为每天必需数量的三分之一。自治委员会派出了一批人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大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卫生保健
    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妇女们被日本士兵强xx后染上的性病。我们希望尽快加强治疗工作，通过免费治疗治愈这些病人。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那些母亲们到我们这里来，要求解决她们的未婚女儿被日本士兵强xx后造成的恶果。在此以前，大学医院坚决拒绝这种堕胎，导致这些家庭自己采取办法，这给那些年轻女子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危险。
    再有要解决的是注射天花疫苗问题。我们希望，待预期在下周抵达的其他医生来到这里后能够大规模地开展注射疫苗工作。
    4．更改名称
    国际委员会早已考虑更改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称，为此选择一个新的名称，以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济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不久前，我们在与日本人谈判有关运进蚕豆事宜时，向日方提出更名的想法，可以看出，日本当局对更名是十分欢迎的。因此很有可能在您收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们委员会的名称已经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了(2月18日就已改名)。
    5．恢复秩序
    这两周，日本军事当局在他们的部队内部成功地恢复了较好的秩序。因此，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比以往更为积极地处理救援和救济问题。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18日理事会会议纪要

    出席者：拉贝、贝茨、米尔斯、特里默、马吉、施佩林、斯迈思
    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114．鉴于日本大使馆已向美国大使馆阿利森先生作出保证，如果最近从上海船运到这里的100吨蚕豆交由自治委员会分发，就不对在本城任何一个区(即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这批蚕豆加以任何限制，因为自治委员会也声明愿意就分发蚕豆事宜和我们合作，本委员会为此决定：同意该项建议，并随即委托委员会的食品委员索恩先生和韩(湘琳)先生采取相应的预备措施。
    115．决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即日起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称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符合其现在的工作性质。委托秘书斯迈思博士先生将更改名称事项通知各大使馆以及上海各有关救援组织。
    116．W．P．米尔斯牧师先生被选为本委员会的副主席，因此在拉贝先生退出后就不必再选举一名新的主席。
    117．刘易斯S．C．斯迈思先生被任命为财务副主任。
    118．在菲奇先生离开以后，应该请H．L．索恩先生担任总干事的职务。
    119．决定请求大学医院在布雷迪大夫先生抵达这里后先为我们工作一段时期，以便在难民收容所里进行防疫注射工作，同时在收容所里设立医疗站。本委员会愿意为布雷迪大夫先生的工作承担费用。
    120．应该请里格斯先生从2月21日起，为恢复秩序部抽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关心南京周围地区的农业工作。
    会议于11时30分结束。

    签名：刘易斯S．C．斯迈思

秘书

    2月21日
    我缺少音乐才能多么遗憾。麦卡勒姆牧师先生为表示对我的敬意谱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还为此写了歌词："We want beans for our breakfast,beans for our lunch……"(我们要蚕豆做早饭，要蚕豆做午饭……)我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个几乎被日本人刺死的神秘老牧师身上有那么多的幽默。
    下午4时，在总部的盛大招待会上，各方人士都给我们拍了照。人们递交给我一份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写成的正式感谢信，该信的副本同时寄给西门子洋行(中国)及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在好多致辞中对我作了过分的赞扬，我对此作了如下答辞：
    (从英文译成)亲爱的朋友们：
    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我出发离开这里返回欧洲之前对你们作最后一次讲话。
    如同你们大家在这时已经知道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已将其名称更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法国人也许会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我们从此将在新的名称下继续工作，这个新名称更好地符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性质。就是说，根据日本人的命令不得不撤销安全区以后，我们从此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救济委员会了。请你们注意"纯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也不多，但是什么也都不少！
    今天我们可以公开地说，现在已经解散的安全区尽管历经磨难，但却是成功的，甚至是很大的成功。我很感激能够在这里谈一谈这件事，因为聚集在我周围的你们，都曾忠诚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白天黑夜地时刻准备着，捍卫我们称之为"人道主义权利"的事业！对你们所做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想对你们大家——我的中国朋友们和外国朋友们，对你们中的每一个人，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我一定利用机会，向我在德国的朋友们报告这里的情况，向他们报告你们在这里是怎样工作的！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沃特林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她的难民们)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去的，当然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我一定会始终回忆起海因兹小姐和鲍尔小姐在我们唯一的医院里(鼓楼医院)做的艰苦而踏实的工作。
    你们必须知道，建立安全区委员会的主意是米尔斯先生提出来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平仓巷3号是我们组织的智囊所在地。由于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米尔斯先生、贝茨博士先生、斯迈思博士先生、菲奇先生、索恩先生、马吉先生、福斯特先生和里格斯先生的才干使委员会得以成立；也由于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委员会得以在我们大家都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完成它的任务。
    鼓楼医院由于人员减少，只有特里默大夫先生和威尔逊大夫先生两名外国医生以及医院院长麦卡勒姆先生，还有前面提到的少数女士，他们在医院工作中做出了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成绩。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担心过，我们必须暂时关闭鼓楼医院，因为它只有少量的人员(中国的和美国的)，他们在完全超负荷地工作，已是精疲力竭。
    如果你们允许我就我的德国朋友们也讲几句话，那么我要在此指出，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是一位十分理想的财务主管。如果我们需要1元钱或2元钱，就很难找到他；可是，如果事关从日本兵手里解救出一个贫穷的平民，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肯定会在场。
    再就是我们的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先生，我还能向你们报告什么有关值得赞扬他的而你们还不知道的事呢？他过去曾被日本人俘虏过，命运给了他进行报复的机会。他是怎样利用这个机会的呢？我们这些外国人大概谁都比不上他搭救了那么多的中国人，谁都比不上他从中国人的房子里赶走了那么多的日本兵。他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承认，要部分地归功于他的日语知识，其实他对日语最熟悉的只有两个词："滚，快滚！"
    接下来还应该提到的是哈茨先生和克拉先生。哈茨先生是理想的司机，他精通驾驶技术，即使是汽车没有轮子他也能开。克拉先生能用日语对日本人说明他或是我们对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忠实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毫无疑问，我们外国人也不时地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但尽管如此，相对说来，我们还有一定的安全感，还不至于遇到最糟糕的情况，而你们——我的中国朋友们，为我们委员会工作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的中国朋友，你们的人太多了，这里我无法一一说出你们大家的名字，请你们原谅我在此只提到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即：
    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中方秘书处负责人；
   韩湘琳先生，粮食委员；
   许传音博士先生，住房委员；
   沈玉书牧师先生，卫生委员。
    我谨向你们，各位先生们，以及你们的全体人员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我希望，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至今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友谊对你们大家都是永久长存的。请你们一如既往地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效力，使它的工作达到一个良好的、富有成果的结局。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也要感谢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先生、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先生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并且要对——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们阿利森先生、普里多-布龙先生及其后任杰弗里先生，为他们给我们委员会的极大帮助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我不得不离开南京使我深感遗憾。我真希望我能留下来和你们一道继续工作，但我的洋行召我回到欧洲去。然而，我希望还会回来，将来在这里再见到你们。
    值此告别之际，我祝愿你们今后的工作多多走运，向你们大家衷心地说一声——
    再见！


    我的上述讲话不仅受到了美国人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后者恳请我给他们文字稿，以便请人将它译成中文。中国人请求我签名，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白纸，要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将它写满，我因"缺少诗意的文字"而陷入了窘境。我只得用我青年时代的老诗文"人是高贵的"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来应付，我该从哪里这么快地获得这所有必要的"灵感"呢？我几次拿起笔来，想把俾斯麦很好的警句"在自己的仆人面前谁都不是一个英雄"写在纸上，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警句，因为我的中国人可能会不理解。
    晚上7时，在平仓巷和我的美国朋友们愉快地共进告别晚餐。随后在晚上8时，德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举办了招待会，日本方面出席的有福井、田中和胜也。英国的代表杰弗里不能来，因为他的日本卫兵不让他在晚上8时后出门。杰弗里先生对此已经抗议了很久，但他过于彬彬有礼，因而对此无理行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德国大使馆来了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美国大使馆来了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和麦法迪恩先生。考虑到日本人的缘故，我的讲话稿必须措辞谨慎。全文如下：


    由于我的美国朋友们的好客，使我能够在这里愉快地欢迎3个国家大使馆的代表，同时我也有责任向他们表示感谢。
    美国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在这里有他们的代表阿利森先生、埃斯皮先生、麦法迪恩先生、罗森博士先生、沙尔芬贝格先生和许尔特尔先生，两国的大使馆努力支持我们的委员会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从一开始起即去年11月以来，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谨向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这时已取得了完全成功的工作——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您——福井先生，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每当我被迫带着我们委员会的多方面要求去打扰您时，您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取我的申诉、抱怨，尽管有时您会因此而觉得十分劳累，但您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我听说，您已被贵政府调去孟买担任新的职务，我想借此机会在感谢您的同时也表示我的衷心祝愿，我祝愿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已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名称更符合它现在的工作性质。我谨希望在座的各大使馆成员，将至今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友谊和帮助转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我向你们保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无意以某种方式干预日本当局或自治委员会的工作或事务。我们是一个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常见的纯民间组织，除了努力帮助本城受苦受难的贫苦居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或目标。
    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离开南京。这里还有许许多多我十分乐意参与的工作。在我离开本城之际，我衷心祝愿你们今后工作取得好成绩。请你们继续尽力帮助南京不幸而贫苦的居民度过困难时期。我相信，如果能和以前那样协调和顺利进行合作，你们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


    2月22日
    罗福祥先生真正的名字叫汪汉万(音译)，是一位机长。他是空军军官和"军官道德修养协会"汪上校的兄弟。他在韩(湘琳)的帮助下得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我将把他作为我的佣人偷偷带上"蜜蜂"号炮艇，使他最终脱离危险。他自南京沦陷以来，一直藏在我的房子里。汪机长曾击落过多架日本飞机，南京被日本人攻占时他正在生病。他试图逃走，但再也无法渡过扬子江。他在游过一条支流时失去了他的朋友，他自己终于翻过城墙来到了安全区。


    2月22日
    整个上午我都是在忙于"打包"中度过的。我的老百姓又搬来了很多木料，我估计全是偷来的，有些木板是直接从某个建筑工地拿来的，它们还沾着水泥。我从日本大使馆领到了可以将我的木箱通过"万通"号轮船运往上海的许可证。杰弗里先生也为我领到了由太古洋行船运物件的许可证，只剩下把东西送上船的事了，我不得不请韩(湘琳)先生和我的美国朋友代劳了，因为我自己将在"万通"号轮船到达这里之前就离开南京了。
    下午1时，在罗森博士处和米尔斯先生、贝茨博士、沃特林小姐、马吉、福斯特、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共进午餐。
    晚上8时，和罗森博士单独用晚餐。罗森对自己的命运有些心事，向我倾吐了一番。晚上10时收音机里传来新闻：德国承认了满洲国。据收音机里说，正逗留在汉口的我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在中国政府面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们担心他可能会辞职，尽管报道丝毫没有提及。从这里我很难看清国内的局势。可是，是对还是错？它毕竟是我的国家！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21日

   致约翰H．D．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宁海路5号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H．D．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
    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

    十分感激和忠实于您的

    签名：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

J．M．董  沈玉书

许传音  弗朗西斯F．J．陈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21日

   致罗森博士先生
   德国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罗森博士先生：
    随函寄上一份致约翰H．D．拉贝先生的信函副本，并请劳驾转交给大使先生。信函内容自明。南京居民十分感激拉贝先生所做的工作，请求大使先生将其通报德国政府。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J．M．董

弗朗西斯F．J．陈

沈玉书

许传音

南京宁海路5号

1938年2月21日

   致西门子洋行(中国)经理部
   上海
    谨给贵部寄上一份致约翰H．D．拉贝先生的信函副本，信函内容自明。
    南京居民十分感激拉贝先生所做的工作，我们恳切请求贵部同意延长拉贝先生留在我们这里的时间，以继续他在这里的工作。拉贝先生在危急时期做的工作，不仅给贵洋行也给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J．M．董

弗朗西斯F．J．陈

沈玉书

许传音

关于约翰·拉贝先生的陈述词

    我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现在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谨向约翰H．D．拉贝先生(他在过去危急的3个月内作为主席领导了我们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在艰苦的工作中，拉贝先生的领导是勇敢的和善意的，将会长久地留在全体南京居民的记忆里，绝大部分群众在这个时期经受了流血牺牲。委员会主席的优秀品质表现在：在重大行动中，一方面具有一往无前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对我们每一个处于困境中的难民表现出个人的同情和关心。
    他无私的工作受到了中国人的无比感激和赞赏，他以其对居民大众利益、对履行商人职责和对本国利益的献身精神，给外国侨民做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西门子洋行(中国)由于它的代表担任了本委员会的主席，为南京居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拉贝先生的成绩给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侨民和德国洋行企业增添了新的荣誉。

    南京，1938年2月21日

    签名者向拉贝先生致以衷心的问候和钦佩！

    W．P．米尔斯

约翰·马吉

爱德华·施佩林

M．S．贝茨

刘易斯S．C．斯迈思

查尔斯H．里格斯

C．S．特里默

    我们——留在南京的、非官方的外国侨民同意国际委员会的上述陈述词，也对拉贝先生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明妮·魏特林

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A．齐阿尔

欧内斯特·福斯特

R．黑姆佩尔

休伯特L．索恩

格雷斯·鲍尔

詹姆斯H．麦卡勒姆牧师

R．鲁佩特·哈茨

伊娃·海因兹

罗伯特O．威尔逊

    抄件(原文为德文，非译文)

南京，1938年2月22日

   亲爱的拉贝先生：
    我想借此机会，对您过去几个月里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沟通商人们和传教士们之间存在的鸿沟是很困难的。可是沟通这个鸿沟的桥梁就是上帝的爱，如果你给你周围的人献上了爱，那么上帝的爱也就得到昭示。您，拉贝先生，通过您在困难时刻对各阶层固苦居民的无私献身精神充分地表现出了这种爱。我也要感谢您给予我这个新来南京者的珍贵友谊。我希望，您和拉贝夫人返回德国一路平安，在家乡得到很好的恢复休养，然后再在南京愉快相见。听从上帝的召唤！

    您忠实的

    签名：欧内斯特 H．福斯特

大学医院

中国南京

1938年2月21日

   致约翰·拉贝先生
   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
   亲爱的拉贝先生：
    获悉您将在最近离开南京，我心里十分难受，因为我们将缺少一位好朋友，我没有机会再次见到您的亲切面容。可是，尽管我们之间相隔很远，您在这里的工作和做的好事将永远载入南京的史册。我也许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回想起1937年～1938年的南京，您的面容就会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我也深信，尽管您将离开我们，您的工作并未结束，您肯定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下去。
    我为不能亲自前来和您告别深感遗憾。麦卡勒姆先生会友好地把我这几行告别问候转交给您。
    再见了！我祝您回国一路平安。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劳逊H．S．胡

    2月23日
    上午8时，全体美国人都来和我告别。
    施佩林、韩(湘琳)和电厂的几个中国人送汪机长和我到下关去。英国大使馆的杰弗里先生和威廉斯准9时到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毫不费力地登上了英国"蜜蜂"号炮艇的小汽艇。汽艇由年轻的中尉军官皮尔逊驾驶。"蜜蜂"号停泊在上游方向约2英里的地方。我在炮艇上受到了司令、艇长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大副布雷恩·尼科尔斯先生的亲切接待。军官起居室的第四位客人是中校外科军医。我为艇上有一位医生感到高兴，因为我感到身体不舒服，我是感冒了。
    出发前不久，贝茨博士给我送来一份给新闻界的简讯。我还必须考虑，详情公布多少为宜。无论如何，我要留心不使委员会因此而遇到困难。

南京

1938年2月22日

   致阿利森先生
   美国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今天上午9时30分，一辆车号为7375带有松井派遣军标记的卡车开到大学附中。坐在车上的日本士兵要劳工，由于没有及时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显然对此十分不满，就对难民收容所所长拳打脚踢。在他们肆意搜查难民收容所时也粗暴地殴打了难民。有3个人被他们抓着到处推撞，有些人受到了痛打，其中一位是抗议逮捕他大夫的妇女，后来有30多人被强迫带走，其中有我们粮食部的一位重要工作人员。
    我们估计，日本当局会立即查明这起事件，还会指示他们的部下今后要以正当的方式征召劳工。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贝茨

南京

1938年2月22日

   致阿利森先生
   美国大使馆
   南京
   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在对今天上午发生在大学附中的事件进行认真调查后还发现，一扇门的玻璃和两个房间的窗子被刺刀捅坏了。有几个人自愿出来为上述情况作证，对粗暴行为的愤懑给了他们勇气，更何况整个事件发生在全体公众的面前和光天化日之下。
    实物损失虽然不大，但事实本身证明日本兵的行为根本谈不上是尊重美国国旗的(大楼上挂有美国国旗)，也谈不上是遵守纪律和服从其宪兵队的。

    您十分忠实的

    签名：贝茨

    M．S．贝茨先生报告的日本士兵最新暴行：
    2月19日：在中央大学附近。一个日本士兵杀死了金陵大学一位职员的亲属。
    2月21日～22日：2月21日～22日的夜里，一名士兵在唱经楼的一家建筑材料商店里强xx了一名妇女。当他醒来时发觉那个妇女逃走了，便发火用枪打死了一个站在附近的中国人。
    2月22日：里格斯先生的工厂里和农业学校里被日本士兵拉走了两个人。

    签名：M．S．贝茨

    下面是我起程前不久由M．S．贝茨先生交给我的一份给上海报界的关于南京形势的新闻稿：
    你们不可能听到我讲关于暴行的故事，因为我在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过，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他这话不仅是讲给我个人听的，非常遗憾的是，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我的伙伴们听的。
    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们，南京的秩序比以前好了一些，五分之二的难民回到了安全区以外自己的家中，城市又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是实际上，回到过去住房里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们。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名称继续工作，该名称更符合其现在的工作性质。
    无论是回到了自己家里去的或是仍住在安全区内的那些人，人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难，就是吃饭问题。
    布雷迪大夫先生回到了南京，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他在到达南京的当天就开始着手注射预防天花疫苗的工作，并在有3万难民的收容所里开展医疗工作。据他告诉我们，约翰·厄尔·贝克指出，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居民要有足够的食品，否则以后会遇到生病的问题，他同时又指出，在制定预算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对居民的粮食储备还要增加几个月。
    粮食问题使我们大为担心。我们在上海的几个朋友设法搞到了船运100吨蚕豆到南京的许可证，我们迫切需要蚕豆作为粥厂烧粥的附加食品。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不能够在难民收容所里再建立一些粥厂。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将生米发给难民，他们得自己煮饭。但他们又无法买到蔬菜作副食。所以，依靠我们免费口粮为生的5万难民中，有许多人在两个月内即从12月中旬起，就将米作为赖以生存的唯一食品了。
    因此，蚕豆是很好的附加食品。可是，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指出，蚕豆至今还没有运到南京。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时间再次和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商谈靠岸事宜，他们对长谷川清海军中将签发的船运与靠岸的许可证还未核准。但是，据说蚕豆将于这个星期六运抵南京，由南京的自治委员会免费分发给本城的穷苦百姓。我们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不对在安全区以内或以外分发蚕豆作任何限制。如果这种引人注目的合作尝试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希望是为继续船运食品到南京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传教机构和民间救济组织理应拥有的权利：为救济某个国家贫困居民运送或接收食物。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居民能够得到蚕豆比我们坚持严格遵守原则更为重要。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将来能够遵守这些原则。
    本委员会将负责代表出于慈善目的捐钱购买这批货物的人的利益，将蚕豆发到原定领取人的手里。如果这一原则得不到贯彻，我们将敦促捐款人今后放弃继续船运货物到这里来。
    我们的朋友们和捐助者一定也乐于获悉本委员会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收回日本人占领南京时从我们储备粮中没收的1.0933万袋米和1万袋面粉。我们试过一切办法与日本人谈判此事，但至今仍无结果。我们甚至对日本人表现出了新的姿态，在2月6日通知他们，如果他们将储备粮交给自治委员会分发的话，我们十分乐意和自治委员会进行合作。这次也是劳而无功。(参见1938年1月26日、1月27日我们的信函，文件号为43、44。)
    在中国进行救济工作的经验表明，解决食品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在每年的4月～5月通常要比冬季更为重要，当国内发生动乱影响收割庄稼或是在接下来的夏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粮食快要用完，为了对付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无论如何需要购买新的储备粮。我们合法拥有的1.0933万袋米和l万袋面粉肯定足够应付这种情况。
    在我们过去和日本当局就此事的谈判中，他们曾表示，他们希望一切储备粮均由自治委员会进行分发。在他们占领南京两个月内，他们通过自治委员会只免费分发了2000袋米。此外，他们还卖给了自治委员会8000袋米和1万袋面粉，由它转售给居民(例外的情况是有几次零星的救济和不定期的分发，但数量很少，而且不是通过自治。委员会分发的。关于此事，我们想在这里指出，25万人吃饭每天需要1600袋米)，但现在日本人给自治委员会的每天交货量已减少到400袋米；在我离开南京的前3天，他们既不提供米也不提供面粉了。这样，提供免费分发的数量要比没收我们的储备粮少得很多很多。
    如果日本军队真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关心中国居民的健康，它就应当相应地对国外的救援组织施加影响，使其为购买米、面和其他粮食募捐款项，达到相当于14.433万元价值的食品(按照南京现行市价计算)，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原本合法属于国际委员会，但后来被日军没收的那批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令国外的救济救援组织刮目相看。


    2月23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蜜蜂"号于上午9时起航，下午经过镇江。因为按日本人的命令夜间不得在长江上航行，晚上我们抛锚停泊在口岸。
    我在船上被安置得十分好，舱房、伙食和服务都是一流的。艇上的中国服务人员似乎对汪先生(现在名叫罗福祥)在绞尽脑汁地猜想。他们看出他不是佣人，但我们绝不吐露。"蜜蜂"号上的军官们认为，他是我的买办。我的健康状况好了一些。


    2月24日(在英国炮艇"蜜蜂"号上)
    11时左右，我们航行经过江阴要塞。我们看得到中国人的许多大炮显然还很完好。除去一些弹坑外，没有受到太严重的破坏，据多家报纸的报道，破坏情况要严重得多。可以看到扬子江两岸有中国人在田里劳动。我们从3艘军舰的残骸旁驶过去：一艘日本炮艇、一艘中国炮艇和一艘中国的"海鹰"号巡洋舰。下午3时我们经过了通州。我们停泊在(吴漱口上游约30英里处)浮标附近宿夜。


    2月25日
    昨天晚上有些激动。从南京来了无线电消息，说根据日本军队的禁令，"万通"号船上的蚕豆不得运入南京。人们担心"蜜蜂"号有可能必须立即返回。在这种情况下，返航途中我就要在通州上岸。幸运的是并非一定要求返航，使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向上海行驶，计划抵达上海时间是下午2时。我请人用无线电通过美国总领事馆和德国总领事馆分别向菲奇和西门子洋行(中国)通知我的到达。据说菲奇要在次日下午出发到美国去，我非常想在他出发之前还能见到他，把他的南京邮件交给他。


    2月26日
    我们于昨天下午2时驶抵上海。在经过停在港内准备起航的"格奈森诺"号(译注：德国护卫舰)时，我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但却不能确定呼叫声来自众多舱房的哪一个窗户。今天我听说，原来是玛戈特·施密特，她正在"格奈森诺"号船上送别普罗布斯特夫人和霍普一家人。菲奇先生也在船上。因此我不再能把他的南京邮件亲手交给他，因为当我于3时15分上岸时，"格奈森诺"号已经驶走，并且联系不上了。在经过海关码头时，我看到妻子正在等我，但她在远处没有认出我，虽然我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引人注目。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的父亲去拜访他(他已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哦，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过身去睡了。
    上海的德文报纸于星期六(1938年2月26日)刊出文章：

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时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南京的安全区委员会在我们中间人人皆知，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拉贝先生已于昨天下午抵达了上海，他还是那么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焦急地等了他很长时间，她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会受到他在上海的全体同胞的热烈欢迎！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中国分部的党部机关刊物(《东亚观察家》)1938年3月1日在上海给我的献词，内容如下：


   尤其是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值得给予最高的赞赏，他的战友、党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德国侨民爱德华·施佩林同样是如此。这3个男子汉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自愿地献身于无法及时逃走的南京贫苦的和极端贫穷的居民。
    不仅是在极端困难时得到过这3个男子汉帮助的中国人会感激他们，我们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人也会由衷地钦佩他们。

    签名：拉曼

中国分部部长

德国大使馆

编号：5720/2550/38

汉口，1938年3月22日

   致约翰·拉贝先生
   西门子洋行(中国)转交
   上海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希特勒万岁！

    签名：陶德曼

德国大使

迪尔曼街20号

柏林西门子城

1938年5月20日

   致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博士
   现地址：汉口
   尊敬的陶德曼先生：
    衷心感谢您3月22日的亲切来信。由于我正和我的夫人回乡休假，您的信直到今天才收到。
    我同样谨向您对我在南京的工作的赞赏表示衷心感谢，它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是您建议的奖章(红十字功勋勋章)已在我到达这里时，很快由大区党部领导人、国务秘书伯勒先生亲自授予我。
    这里所有对中国友好的朋友们都希望您——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能坚持在您特别艰难的岗位上。您可以相信，这里的许许多多朋友正以极大的关切和祝愿注视着您辛劳的工作。祝您取得最终的成功。
    我在这里作了多次关于我在南京经历的报告，其实到现在为止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例如西门子的经理们、远东协会和外交政策局。关于那边的情况，这些人士的确抱有怀疑的态度，我希望我的报告能一直传到决策人物那里，以便为消除这种怀疑尽我一点微薄之力。
    请代向您的夫人问好。我和我夫人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永远忠实的

    签名：约翰·拉贝

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又回到了家

    1938年3月16日，我和妻子乘坐"孔特·比安卡·马诺"号回家。抵达香港时，已先期到达那里的江机长带着他19岁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里定居的全家人到码头上来接我们。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接待了我们3天。德国侨民在香港的德国俱乐部为我举行了招待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我的部分经历。以法尔肯豪森夫人为首的几乎全体德国人都到船上来和我告别。
    我们乘坐豪华的意大利轮船经过马尼拉和孟买，于1938年4月12日抵达热那亚。
    4月13日我们在慕尼黑获悉，我们7年没有见面的奥托此时已作为士兵进驻奥地利了。
    我们于4月15日到达柏林。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授予了我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我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授予我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5月2日我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作了报告，5月6日在外交政策局，5月12日在远东协会，5月19日在西门子城，5月25日在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也分别作了报告。国防部的人其实只是对拍摄的影片感兴趣。
    我内心期盼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我去见元首，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便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将我的报告①(见卷6/2《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元首。然后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几天以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我连同我的6本日记被两名官员用汽车带走。到了警察总局(阿尔布雷希特街)，我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他们责成我要保持缄默以后，又恭敬地把我释放了。从此以后，不再允许我作报告，不准我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他们取走了我的日记和影片。1938年10月我收回了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与此同时，帝国经济部(我曾给该部寄去过我给元首的报告副本)通知我，说我的报告已被最高层阅过，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我对此的答复是："我没有期待过这点。我曾经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①报告全文如下：
    元首：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在此期间，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签名：约翰·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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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约翰·拉贝其人
    [德]埃尔温·维克特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为时一年半。经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洛伦索马贵斯(译注：即现在的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回国。但是1908年他又离开了德国，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65岁退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纪念馆里。(译注：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5月，拉贝的墓碑由柏林运往这里)
    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2500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恢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拉贝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他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他要写起法语来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写了很多书，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多是纯个人的记录，从未发表过，虽然只是手稿，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他谈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学、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专长，但是念上几首感伤诗却能使他泪流满面。他心肠软，但却不外露。他是一个实干家，处理所有的实际工作都非常得心应手。他对政治的兴趣平平，可以讲，他只对与中国、德国对华贸易和德国的亚洲政策有关的政治有些兴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国学校，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上学，他的女儿那时已经完成了学业，儿子在德国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念书。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必须得到帝国当局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准，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于1934年加入了国社党。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也对他敬重三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但要是路遇不平，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斥企图强xx妇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听说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长的权威形象。
    他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姿势弄表情。这一点还表现在《远东新闻报》的编辑把拉贝自鸣得意的幽默话语删掉的时候。
    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
    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赏这个嗜好，因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他记日记而和他说不上几句话。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一种忧虑，担心在动乱的年代日记可能会丢失。对他来讲日记是一笔珍贵的财富，里面记录了他的时光和他的生命。
    对在柏林的岁月，他是这样记录的：
    接着发生了暴乱。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边是施泰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是共产党人。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造成商品短缺，买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该领的票都领了。布伦德尔是我西门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西门子城里有个地方可以买到各种豆子，价格便宜。我买了两大袋豌豆想带回家，但偏巧赶上下雨，一路上又没有有轨电车，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软了。结果到家的时候，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点也不适合于在柏林生活！
    在电车上，一个姑娘饿昏过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了她一部分。在那个人人日子都不好过的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忆犹新，西门子在上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邀请我和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在旁边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每盒要一个马克。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姑娘。小姑娘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将围裙里的火柴全部抛撤在地上，如获至宝似的捧着食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我们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了。
    当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发挥我原有的作用时，我不禁轻舒了一口气，我想别人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此行到中国，拉贝一待就是20年，中间只有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一次是在1930年，这一次回国是为了治疗感染引起的疾病。这次回到中国他被任命为西门子驻中国新定首都南京的办事处负责人。在这之后他再次看到德国是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召他回国，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从1927年起成为中国首都，1937年时，约有130万人口。西门子洋行在那里设置了电话系统，为发电厂安装了涡轮机，并为好几家医院提供了医疗设备，由西门子培训的中国专业技术工人负责设备的保养和维修。拉贝每天都能从中国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门子订货的合同。
    当时南京有一家德国饭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也在那里开了一家分店，以大使陶德曼为首的德国大使馆从北京迁到了南京，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开始在南京忙于建馆。"远洋通讯社"从南京播发的是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报道，而与此同时上海则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这就像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关系。
    在南京实施统治的是最高统帅蒋介石，他的意愿是要给这个被拥有私家军的各路军阀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带来统一和现代化。当时还有一个割据的延安地区，毛泽东经过闻名于世的长征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南京那时驻有大约30名～40名德国军事顾问，全是退役军官，有些人还带有家眷。蒋介石是从1927年开始把他们招聘到中国的，并和他们签有私人聘用合同。这些德国军事顾问的任务是把蒋介石的军队训练成精锐部队，既能和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抗衡，也能抵抗日本军队。
    1934年和1935年期间，这些顾问的总负责人是退休大将汉斯·封·泽克特，他曾经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陆军总司令。排在他后面的是亚历山大·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们开始着手训练几个精锐师，正是这几支部队在1937年的秋天长时间地抵抗了强大的日本军队。
    南京的德国军官在一般情况下不大和外界交往，最高统帅蒋介石专门建造了一个住宅区供他们居住，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同德国军官俱乐部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签约几年，对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土地和人民及其文化与历史很少感兴趣，他们更多地谈论的是个人的履历、调任、军务和他们的战争经历。他们在政治上观点不一，来自不同的阵营，因此有时会发生纷争，封·泽克特只好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名誉法庭。


    在南京的外国商人，在中国常常一待就是好几年，对他们来讲回国返乡的道路是遥远而又漫长的。当时全中国只有一条航线，经营者是汉莎公司的子公司欧亚公司。当时中国和欧美之间没有直接的空中航班。要到德国，多半要先乘船从上海到热那亚，在那儿下船后转乘火车到德国，整个行程大约要4周～6周。如果走西伯利亚铁路大约只要10天～12天，尽管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愿意乘船，这要比火车舒服得多。
    1930年拉贝最后一次离开德国后，他的祖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是很难想象的。关于希特勒的掌权、罗姆叛乱和德国政治气候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全都只是通过报纸了解到的。他阅读的报纸有英国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这是当时中国最像样最重要的英文报纸；他还订阅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小报《远东新闻报》，这家报纸基本上只转载官方的德国新闻社或远洋通讯社播发的消息，因此在内容上紧跟帝国宣传部的精神。
    《远东新闻报》对德国、德国元首和德国党的报道是一片赞扬。不过即使是《字林西报》，除了有时态度有些傲慢外，总体上讲对德国及德国的政策还算是友好的。德国本土来的报纸到了南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星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些报纸也只是报喜不报忧，例如经常报道的有"民族的崛起"，"从凡尔赛屈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偿付战争赔款"，"1918年战败后，德国要求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等等。犹太人经常受到袭击，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云集在中国的各种民族、各种国籍的国际商业界对此并不明白。开始的时候德国报刊很少报道实际上已经在德国进行的反犹运动，《字林西报》对这方面也从不报道，国际新闻界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是德国国内政策的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外国不应对此指手划脚。
    国际新闻界更感兴趣的是德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德国的扩军；1938年后的忧虑所在主要是希特勒的政策会不会导致战争。3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流亡上海，这个时候在中国才能了解到一些德国犹太人遭迫害的具体情况，人们开始对实际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
    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人交谈却用洋泾浜英语，他们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些中国通的商人们对中国有说不尽的奇闻轶事，道不完的经验感受，言不了的亲身经历。他们能形象地说出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独特之处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如果回到对他们来讲已经变得十分陌生的家乡，他们反而会很难适应故土的生活。约翰·拉贝也是这样。
    在南京的时候，他的一家人都十分好客。1936年秋，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学成归国，途经日本和中国，囊中羞涩，却又想什么都看看，什么都了解了解。在山东省我看望了一位出色的德国人克里克尔先生，他久居此地。当时这个地区被逃兵盗匪闹得鸡犬不宁，强盗们还抢劫了上海快车，这个事件后来被拍成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克里克尔在这里负责经营一家中国公司的矿山，他在这家大型企业里给工人们开办了许多社会性机构，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变成了在德国都可以堪称模范的企业。他帮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约翰·拉贝，告诉我，我可以住在拉贝家，拉贝会向我介绍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
    11月底的一天，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我乘坐的火车就到达了浦口火车站。我坐渡船过了扬子江，要了一辆人力车，经过南京市雄伟的城门，来到了拉贝的家。这是一座简陋的别墅，副楼是办公室。里面的人还都在睡觉。我在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到了早饭的时间，我按响了拉贝家的门铃。
    约翰·拉贝和他的夫人立即让人为我摆上了一套餐具，并且在客人的房间里为我铺了一张床。他们留我在他家过了一个星期，比我原先计划的还要长。我们一块儿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美国电影。晚上我们总是坐在客厅里，听拉贝讲述他在中国的岁月，关于中国人的情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行为举止，拉贝还介绍了中国许多奇特的国内政策和蒋介石的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腐败情况，德国的军事顾问当然也是话题之一。他甚至还亲身经历了清朝末年和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的最后时光，德国保护区胶州湾和青岛市的建设也是他阅历的一部分。
    约翰·拉贝介绍得非常详细具体，他还专门解释并强调说明了中国人身上那些我们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东西。他把日记里的幽默诗句和对中国佣人生活的观察、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商业习惯念给我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所以晚上有很多时间聊天。
    我向他介绍了美国的情况和我在满洲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听我说到日本人的卡车是如何在北京城和享有中国政府特许治外法权的公使馆区横冲直撞的时候，他顿时火冒三丈。
    和在中国的其他德国人一样，他对希特勒亲近日本人也是忧虑满腹。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译注：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没有外交部参加的情况下主持并签署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就很能说明问题。对希特勒要从中国撤走德国军事顾问的传闻，拉贝不以为然，因为这些顾问和中国政府签定的是私人合同。但是到了1938年，希特勒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里宾待洛甫对这些军事顾问和他们的家人威胁说，如果不立即回国，"后果十分严重"，所谓后果就是没收财产和株连亲属。关于德国的局势我们谈论得很少。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愿触及这个话题。关于他是国社党党员，曾临时代替大使馆参赞劳膝施拉格尔担任过地方组织负责人一事他只字未提，他可能觉得这只是形式上的事情，不值得一提。这个方面的情况我是在战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的。
    拉贝一家对我十分关心，让我很感动。我在山东的时候换了一部分钱，但是南京没有一个地方肯收这种货币，因为这是华北的一个军阀自己发行的货币。据拉贝的说法，他找到了一家肯帮我把钱换成流通货币的银行。直到今天我都在怀疑，他是不是用自己的钱帮我把钱给换了下来。
    拉贝夫妻俩开车带我去了明孝陵，这是中国14世纪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的陵墓，我们还参观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宏伟陵墓和南京城的其他历史名胜。有的时候他们也让我独自到城里的各个地方走走。南京的有些城区看起来根本不像城市，在市中心有几个部委的大楼规模挺大，却并不好看，城市有宽阔的街道和广场，有一个广场被南京的德国人称为波茨坦广场，还有一个被称为巴伐利亚广场。但是尽管如此，城区的很多地方仍然是农田、河湖和荒草地，在这些地方看不见一栋房子。
    紫金山、玄武湖和整个石城南京都为雄伟壮丽的城墙所盘桓，这就是明朝开国皇帝下令建造的首都城墙，它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城墙，据说有20万人参加建造，历时20年。它总长34公里，也有人说是40多公里，从北城门穿过城市到南城门有10公里之遥。在明朝皇帝下令建造城墙的时候，这座城墙的规模对当时的城市来讲是太大了，在那么长的城墙沿线上驻扎护城军队，简直要用掉全部的军力。南京尽管有引以为自豪的城墙，还是多次被攻破，数次被摧毁，最近一次是在1864年(译注：指这年7月19日，清军用火药炸塌城墙20余丈，突入缺口，致使(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在那之后，南京城就一直没有完全从大规模的毁灭中恢复过来。
    有一次我按照拉贝的指点，独自一人在城墙上散步，城墙约有16米高，顶部约有12米宽。仅城门就是一个巨大的要塞工事，它由数道前后排列的城门组成，各城门间都有内院，这样即使第一道城门被突破，敌人也会被第二道城门挡住，并被围困消灭掉。城墙的顶部相当宽，甚至可以两辆汽车并行还绰绰有余。
    原来的城墙保留下来的有三分之二，城墙蜿蜒几乎直通到扬子江边上。扬子江在南京一段江面仅宽1100米，海船从扬子江的入海口往上，驶过南京城，可以一直航行1000多公里。江水在这里打了个弯，南京城就位于这折弯处，扬子江如同一只手保护着南京。站在城墙上可以俯瞰南京全貌，一切都遮蔽在青山绿水翠林碧野之中，几乎不见城池踪迹。
    这时我发现在城墙上蔓生的高高的荒草丛中有一顶浅红色的童帽，我随手拣了起来，立即又吃惊地扔在地上，原来这顶帽子是放在一个孩子的后脑勺上，孩子的头部已经腐烂了一半，最不忍目睹的是上面的又白又肥的蛆虫。
    晚上，当拉贝的夫人出去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拉贝。他显得非常激动。
    他说道："在上海，这种事情是天天都能遇到的，每天早上都可以在街上看见在寒夜里被冻死的穷人，但是这里是南京，我们不允许尸体就这么随处乱扔！"
    第二天早上，他给警察局长打了个电话。那是1936年的11月。一年以后他的日记里写道："汽车简直就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
    但是在1937年那年的12月份，当他写下以上文字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可以说就是警察局长了，或者说他就是南京市的市长了。
    对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的来龙去脉，他在日记里作了记述。在战争期间，他誊清了自己全部的日记，附上了文件、自己起草的通告、致各大使馆的信函、布告、报刊文章、信件和照片等。由于盖世太保强迫他保持沉默，禁止他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因此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迫害，为自己日记的誊清稿撰写了下面的前言：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

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现在从事口译工作并且有时被西门子公司临时聘用的拉贝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于1934年在中国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当时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有必要获得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因此他必须加入该党。1935年约翰·拉贝临时担任了该党南京地方组织负责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犯罪行径，有关这一点，证人的证词可以证实。南京安全区在日本人突破防线的时候建立，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请求下拉贝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会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区避免了日本人轰炸。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途中他作为贵宾乘坐了英国"蜜蜂号"炮艇到上海。拉贝在德国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进一步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战争期间，拉贝的工作是负责照料西门子驻外工作人员。
    阿尔夫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与拉贝一起在中国待过，而且不是党员，这两个证人以及所获得的可代替宣誓证词的陈述词均能证明以上的全部内容，特别还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和帝国主义目的在中国尚不被人所知。
    鉴于以上所述，同时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观念，委员会经多数票通过，支持认定其为非纳粹分子的提议。

    占领区委员会

    主席

    签字：杨克

liuaimin

    连载完毕，谢谢阅读，以下是我的个人观点：
    我关注这本书也是无意中的，是一天不知道在搜索什么的时候看到的，于是上TB购买了有原书阅读，书中是德国人拉贝在1937年9月7日至1938年2月26日之间的日记，从中记录日军占据南京国民政府期间的记录，书中真实记录了很多事例，我阅读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累累，难怪中国人一直都是说的“日本鬼子”，对日本人特别仇视，这是有原因的。
     当时二战是日本与德国结盟，讨好共同瓜分世界，因此日本军国主义才全面进军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所过之处犯下累累罪行，同样对南京实行大屠杀，至今天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这是日本不可原谅之处，因此我在此决定，在有可以替代的情况下，绝对不购买日本货，不要为日本国有更多的经济。
    各地的亲们，一起抵制日本货！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