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虎标驱风油创始人胡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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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虎

        时间：2010-06-28  

        来源：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儒商篇创业与护根

        作者：陈星南

        一、前言
　　长期以来，胡文虎是一个争论性人物。传言说他走私鸦片，印钞票而发达；他跟陈嘉庚闹上法庭，树敌众多；他行善的动机，褒贬不一。办报纸，嫌疑就更重了，说纯粹为了打广告；他与国民党党要过从密切，就被视为属国民党派人物；尤其是他那东京之行，更遭人疑为汉奸。1949年10月1日，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胡文虎与广州地方政府闹纠纷，关系坏到不可收拾。结果所有产业被没收，胡文虎撤离大陆。有趣的是，1983年5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决定，退还给其家属所有在胡氏名义下的产业，并且受到平反。
        至今有关胡氏生平和事业的中英文著述，大大小小都有。大者如康吉父与张永和用相同书名的《胡文虎传》，两者各有偏重：前者属新闻叙述类，分析不足。后者则像一首赞美诗，不够严谨，但也不乏原始文件资料之类的收录。
        寄丹著的《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资料丰富，缺点是偏於资料的堆砌，且没有注明出处。
        Sam King的Tiger Balm King，着重故事的情节，虽然部分史实有待商榷，但以作者曾经在新加坡虎报任职三年，耳闻目览，必有所知。从作者技巧地，勉强透露两件事之叙述，可见其求真和存真态度之一斑。作者暗示胡文虎之第二公子，实际上是他与其女佣生的，此其一。作者描述胡氏之亲信跑腿，如何趁人之危，利用人走私鸦片，险遭逮捕之事，然而没有交待或暗示，究竟谁是主谋人，此其二。他曾采访过以下胡家成员，相信得到不少宝贵的内情讯息：胡山夫妇、胡氏第三老婆黄玉谢、胡仙、胡清才妻子、早年从仰光随胡氏南来的个人助手Soon Sit Aye、长年在永安堂任经理的Aun Ee Han、从缅甸南来的老职员Saw Teik Leong。
        《星洲十年》之<胡文虎事业史略>一文。似乎是庆功类的记录，详细记载了胡氏1940年之前在慈善，公益、教育、报业、企业发展等等，乃是研究胡氏不可忽略之作，至今它是唯一保存胡氏丰功伟绩最齐全之记录。其主编为关楚璞，编辑有郁达夫、姚楠、张礼千、钟介民、许云樵、张匡人、李保贞，其阵容来头可不小。事关胡文虎之声誉，所记载不可能太离谱，何况他树敌众多，相信出版前，他必定亲自翻阅过。该册出版时，正是他事业成就达到顶峰，身晋美金千万富豪级之时。
        其次是无名氏著的《胡文虎发达趣史》，记载了些鲜为人知之事。从书内容得悉，作者是新闻界有一定身份者，且深知有关胡氏各方面之内情。此书在澳门而不在香港出版，又不明署作者姓什名谁，其中必大有文章。作者在叙述行文叫，有意无意地贬低胡文虎的形象，笔者怀疑他可能与胡氏有过节。
        谈到专刊出版，要算福建省龙岩师专的《胡文虎研究》了。其所登载的论著，大部分立场鲜明，且多溢美之词，但仍不乏有资料性的东西。洪卜仁和孔永松撰写的(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一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是一篇下过功夫的学术性论文，然亦有其疏忽之处。就笔者所知，大陆学界持的一般论点，认为胡氏不是汉奸，也没媚敌。除了这些，还有因慕其名，写些追忆性的记述，也有传奇式的故事。总的说来，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各个方面，提供了研究胡氏的生平和思想的方便。
        史学乃是一门综合学科的分析学，如何综合分析这些似乎是史实的资料，而不至于被困於人文的领域里，乃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研究胡文虎，困难是有的，主要是资料太过分散。胡氏曾经在四个地方生活过。
        1882年到1892年在仰光，该年离家到永定，一直住到1896年才返仰光，开始其学习中药助父经营的生涯。
        1923年到新加坡外设分行，后来在新加坡设厂，把总部移过来。那时他主要来往于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地。
        1929年他在上海设立分行，活动重点转向大陆，但住在香港。战时战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香港。可见有关胡氏的资料，是不集中的。在短短的期限内，实无法搜集齐全，此乃本文之大局限。另者，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上面提到的各著述，对同一件事的年代，互有出入。为了搞清楚，笔者还在继续考究中。研究日治时朋的胡文虎有两份关键性的文件，一是胡氏东京之行和他事後作的澄清。前者是以日文记录的胡氏与东条之对话。汉译有两个不同译文，笔者采用的是段梅翻译的。关于两译文之取舍，请参阅第十二节有关注脚。对过于戏剧性的事件，笔者以孔夫子存疑的态度，暂且不用。英殖民地政府遗留下的档案，篇幅不少，笔者暂时无法涉猎。故只好根据现有资料，实事求是地完成此文，容他日再增补。希望学界能多方协助，完成心愿，则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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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代背景
　　胡文虎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当时的东南亚除了暹罗，都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中某些殖民地，因中国天灾人祸，大量贫困移民的涌人，而得以开发。虽然他们辛勤地把人烟未及的大片丛林处女地，开辟成人烟稠密的一座座村庄和城镇。大部分人，除了海峡殖民地华人，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落地生根。殖民地的不平等待遇，种族歧视的遭遇，也就引发了无可奈何的心绪，遂促使他们把前途寄托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希望中国富强起来，为自己争一口气。这种冀望心理，突出地表现在抗日救亡时期的大动员。战后各殖民地民族主义抬头时，也就是这种暂居异乡的华侨心态，防碍了及时把抗日动员的洪流导向内，反而更深地卷人中国的内战。即使是阶级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处于那民族深重危机的时刻，也摆脱不了中国情结。既然在外难以生存，回国吧!胡氏正是以这种侨民心态，在战后积极号召南洋华侨投资建设福建，搬回老家去。
　　胡文虎呱呱坠地时，正是大清王朝走向腐败衰亡的年代。早在他出生之前四十年，在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在炮艇政策和强权压境，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从来没有像自满清末年以来那样，忍受外人百般欺负，历尽了艰辛，种种令人无限悲痛的民族耻辱竟然有一百个之多。堂堂一个中华大国，竟沦为列强争夺原料和市场的半殖民地。
　　另外，晚清灾荒之多，直接导源于内部政治腐败，加之割地赔款，沉重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舶来品的廉价倾销，无情地打击了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农村破了产，致使大量失业流民，移民出国。帝国主义在世界四处扩张，需要大量劳动力开拓殖民地。他们到中国沿海一带，通过代理人，拐贩华工，中华民族变成了“猪仔”，一船船地离乡弃井。他们是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产物，也同时是在世界各地，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天辟地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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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胡氏思想
　　胡文虎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小本经营者的家庭，他曾在那儿读了四年的书。胡氏是个进取，善于开拓的企业家，虽然他出生在一个父母皆信佛的家庭，但却不相信宗教宿命论和迷信之类。他指出人们之所以陷入迷信，是因为有过度的欲望而求於神，所以他只对佛教哲理有兴趣。他也提及因果报应，实际上谈的是互为因果的哲理。胡氏曾经坦白地面告香港虚云老和尚，他无礼佛的习惯。他与佛之缘，是因父母信佛的关系。有趣的是，他辞世时，“遗体遵佛教荼毗。”
　　胡氏不信神 是位具有人定胜天强烈信念的企业家。这与他在永定读了四年书，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有关。他奉行儒家的基本做人价值观，以佛家行善为怀，把父亲悬壶济世的善行，结合企业的发展需要，施诸于四海。他说，“窃念先父生前笃信佛，故鄙人一体先君慈悲救世之旨，以为立志基础，一本忠孝仁义，以为行事方针。”他对忠的理解，就是忠于国家为先，爱国不落人后。他对孝的理解，从狭义的孝顺父母，扩大到广义的社会救济，如捐建养老院，资助年老贫侨回大陆，甚至施棺木。他对仁的理解，是从孟子的“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出发，建医院、接生院、资助救伤队、红十字会之类。他对义的理解，就是他应该对社会国家负一定的责任，他说：“即本诸‘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之义，致力于救国救灾慈善文化事业…。”
　　胡文虎终身致力慈善，公益和教育事业，资助孙中山先生讨伐陈炯明和蒋介石北伐，以企业救国的抱负，支持训政建设，计划在闽西和广东扩展铁路，补助孙氏全国铁路建设计划，积极支持抗日运动，救灾救难，以及战后号召和发动组织福建经济建设公司等一系列的活动，都体现了他儒佛并重的思想。
　　胡文虎究竟是个企业家，他实干而不说教。但到了国共内战，弄得民不聊生，百业萧条时，他把战乱之因，归咎于腐败贪污，在1947年双十节的《星洲日报》社论上，署名警告当局，如果不制止贪污腐败，则会重蹈满清灭国的覆辙。如何救国呢?
　　他想到了儒佛思想，觉得必须提倡道德教育，培养出有道德观念的新一代。1947年9月1日，他在香港别墅，接见了前来弘扬佛法的虚云老和尚，宣布捐一万亿元国币，建立南华寺义学校。他希望这所学校能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精神，灌输下一代儿童，培养有德性，不贪污的良好国民。接着下来，1948年他又捐二十万元，兴建槟城菩提学校，是时他已年届六十八岁。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固然令人痛心；他在各银行巨大的存款，也天天贬值。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当记者询问他办校向来委托别人，为何破例亲上槟城?他感慨地说：佛教为吾人祖宗二千余年来所崇拜，其惩恶劝善，牺牲救世的精神，与中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与儒教互相融合，而不致冲突，吾人虽多崇拜儒教，但同时受佛教之影响者亦甚深。佛教之舍身救世的精神，就是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为社会人群服务的最高道德。
　　如能得此教义普及世界，则现在社会上一切损人利己的欺诈盗窃、贪污、甚至杀人越货的现象，自可避免，我认为佛家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为人类服务精神的最高表现，实值得吾人提倡。
　　胡文虎自小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自然对中华文明有深厚的感情，民族意识也随之而来。胡氏一有机会，就在公众面前，宣读总理遗嘱；譬如，运动大会开始前之致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一定是不陌生的。譬如他到了槟城，不下榻于英人办的豪华海滨大酒店，宁愿选择了拥挤的华人办的现代旅店。直到1950年，该酒店被庄氏集团买了过去，他才同意住进去。这与他遭遇到一系列不适意的事有关。他在仰光当众骂了一位太平局绅，指责他是殖民地的走狗，而遭致陷害。缅甸英殖民地政府怀疑他印钞票和走私鸦片，派英警突击搜家和工厂，但均找不到证据。由此有关他走私鸦片和非法印钞票之事，也就传遍千里。胡文虎究竟有否干这些事，英国殖民档案里，可能有记录。他的弟妇病了，进住不了第一等病房，因它只是保留给欧洲人享用的。他对半殖民地的上海公园门口挂上中国人和狗不准进入的字牌，甚至连耶加达的游泳池，也只准白人和日本人享用，大感不乎。他以行动作出了反应：
　　(本人)特在本坡自建游泳池，只准华人游泳，在香港及各处，稍置园圃别墅，均公开任同胞游览，凡此皆非为求盈利及自求舒服起见，无非为国家争回些少体面。
　　胡氏只讲了一半，知情人胡梦洲补充道：先生为雪洋人辱华之耻，拒绝洋人欣赏园景，同样悬牌揭示於花园门口：“只准华人进入。”此为港澳同胞及各地游客所乐道者也！
　　胡梦洲战前曾长期担任福州永安堂经理，后任《星闽日报》社长。1949年后，任《星迟日报》经理，是胡文虎的老伙计。
　　除此之外。胡氏强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舶来品的倾销，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有关。 《星洲日报》创刊的第四天，就见有以 “中国纸业之危机”大字标题报导谓， “自宣统元年至今不过二十年，而纸类进口之数，自华银三百余万两增加二千五百余万两，”胡文虎感到最不安的是，中药销路在西药的竞争下，每况愈下。为了挽救中医和中药，胡氏曾写信向蒋氏求助。向当局求援，几乎是自民国开元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图存，长期展开国货运动中，不断出现的事。从下面节录的一段，可知民族资本困境的一斑：
　　……窃查本国人民，操业在医药两业范围内者，当不下二千万名口，全国药材出产，价值所入，亦有四千万元，似此重大关系，岂可任其坐废，颠连无告，而西药进口逐年加多，调查竞有二万万元，殊可惊人，识者怆怀一国经济，将近破产，莫不引以为隐忧，国内外人士，年来提倡国货，大声疾呼，惊心动魄，而药材出产，药品制造，实为国货一大宗，万不能不设法保护，今次文虎漫游他邦各埠，调查现状，更有痛心之处。半殖民地的中国市场，实际上是个战场；虎标良药斗日本仁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抗日时期，重庆永安堂分行得到胡氏支持，组织几组宣传队，深人民间，宣传买国货，打倒日货，一时良药销售量大增。日方反应强烈，竟用飞机把重庆分行轰炸一番。属于民族资本的民生公司与美商捷江轮船公司、日商日清公司、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间可歌可泣的存亡竞争，实际上就是一场战争。
　　很明显，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资本，受到的压力是多方面的。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也就自然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纲领了。1924年，胡文虎曾捐三千元资助孙中山讨伐陈炯明和十万元协助蒋氏北伐，他的爱国热忱，反映了一般的觉醒。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以武力统一中国，基於此认识，他把《星洲日报》转向支持蒋氏统一中国。
　　冀望国家统一，有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律体制，以便发展工商业，通过实业救国建设国家，一直是华商的共同愿望。二战后国共不断的军事冲突，不利中国工商业的恢复；他们渴望国共和平协商停止内战，希望当局通过法令和行政手段，保护民族工商业，加强其竞争地位。他们热爱家乡，在备受外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时，就更加引发对五千年文化的思念。胡文虎在中国广泛的公益、慈善、教育事业，抗日战争中的热烈救亡活动，国共酝酿内战时期，他积极发动号召海外华侨大规模经济建设福建，失败后对国民党当局靠外援打内战，在报上大表不满。所有这些活动，显示出华商的利益和民族感情，是紧密地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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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生成长
　　1882年，胡文虎在缅甸仰光出世。母亲李金碧是当地潮州侨生，父亲胡子钦于太平天国动乱末期，从福建永定县中川村移民到仰光，开设中药铺，悬壶济世。生养三男一女，长男文龙早逝，文虎排二，文豹排三。
　　有关胡文虎童年生活的记载不多，根据与他过从甚密的胡知非，就所知回忆，打起架来文虎必定打到对方求饶，见血後才停手。根据江斌，胡喜欢结交各类朋友，包括九流三教。常常在外浪荡，深夜始归，根据写《胡文虎发达趣史》的无名氏，胡青少年时，好胜心极强，且不讲理。常结伴当街调戏妇女，或拿着棍子当街骚扰过路人。以上作者，基本上是根据胡文虎兴致勃勃，谈到童年往事，自鸣得意时之回忆。其之是否过于夸张，姑且不论，但从中亦可窥见他氏性格成长过程之一斑。既然青少年时，已经那样好勇斗狠，当提到他在社会上，横冲直闯时，就不至于会感到惊奇了。除此之外，Sam King也有类似的叙述。
　　虎豹兄弟，前者性格外向，后者则温驯内向，实为成年后当世之韩信与萧何，一主外，一主内，共创宏业。子钦送两子上英文学校，文虎自小好动顽皮，经常逃学旷课。如遭致老师图加体罚，则出示小刀，老师愤而辞教，就这样前前后后换了十个之多。终于文虎被学校开除，其父无可奈何，只好送他回家乡，入私垫续学，时年方十岁，留下文豹继续上英文学校。
　　文虎来到了闽西穷乡僻壤之永定中川村，一住就四年：念的是私塾，接触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纯朴的平民生活。顽皮成性的他，好玩逃课的习性，一时改不过来。但对古典小说却情有独钟，喜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深受其影响，尤其是宋江“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的侠义故事，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发终身的共鸣。
　　在文虎的心目中，宋江就是他崇拜的英雄。故此当他说要“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之时，听了不会令人感到奇怪。这句话，就好像是宋江说的。这是他在1939年8月22日，对着出席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各属会代表说的。发达后的“老虎”(家人如此称呼他)，经常因忍不住而仗义执言，无不体现宋江替天行道的精神，例如他得悉许多马来亚华人被紧急法令递解出境，就在报端上大表不满。康吉父赞叹说，“胡文虎的为人，慷慨任侠。”不是没道理的。
　　胡文虎在家乡也喜爱看街戏，剧中的孙悟空，那种千变万化的神通，千面人的背后，对唐僧尽是忠心耿耿的故事，也可从他身上看到。处于国难当头，人际关系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他却能处处化险为夷，飞黄腾达，事非出于偶然。他后来在内战时期，通过报章对国民党腐败贪污，大事鞭挞；广州易手后，又因该市共产政府税收不合理，坚决抗争到底，无不显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猴王精神。
　　胡文虎后来发达了，对那些装模作样或喜欢做作的人，和恭维之词，感到非常不耐烦，总是以傲慢态度待之。这与他青少年时来往和接触到的思想感情纯朴的贫民，形成强烈的对照，因而产生的心理回馈不无关系。他喜欢与下层普通平民交谈，因为他感到非常的自在。根据Sam King，胡氏在新加坡时，感到最轻松的时刻，莫过於亲自到菜市去买菜，与菜贩扯一两句；或到街边水果摊买水果，与小贩Ah Keh扯家常。就在闲谈中，胡氏学到几招如何解决妻妾间的紧张关系。他对贫穷人家的感情，单从他后来施棺方面可知一二。截至1938年，他总共捐了3627具，而且每具另加捐款。
　　缅甸仰光街头的打斗，永定客家山村的贫困生活，村民的勤劳纯朴和强悍性格，与社会下层同辈的来往，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教育，客家人千百年来流离迁徙累积的生存智慧，与不友善环境聚众搏斗的民风，对胡文虎性格的形成，无不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896年秋天，胡子钦前来永定，接胡文虎回仰光。那时胡文豹已在一间西药店任职以补家用。年方十四岁的胡文虎，白天跟父亲学中药，晚上则继续读书，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他还记得，父亲时常提起林则徐，讲他烧鸦片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在香港万金油花园半山上，筑了一个亭，内置放林则徐泥塑像。1906年，他与来自槟城的惠阳客籍人郑炳凤结婚。1908年，胡子钦辞世，胡文虎时年二十六岁。因胡子钦信佛，平日行医多施药济贫，积蓄有限，身后无钱殓葬，文虎不得不典当其妻的一对金脚镯，以完成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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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奋发创业
     (一) 虎标良药
　　其父去世后，遗留下一间业务不振的永安堂国药铺，还欠下一笔债。幸亏文虎得其母之助，把生平积蓄，交给他还债以谋求发展。他来到香港，还清了父亲所欠之债。随后到中国、日本各国考察，物色商机。文虎善思求变，勤奋上进，日夜工作近二十小时。终据考察所得，深切感到若中药欲与西药争一日之长，非得改进不可。遂和其弟研究中缅药物，聘请多名西药师，试制成多种后来风行全球的虎标良药：万金油、八卦丹、清快水、头痛粉，其中以万金油最为抢手。胡文虎从创业到逝世，虎标良药的发展，经过累积资本，盛衰和转机，四个阶段。从1910年代在仰光发迹，1923年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到1929年在上海设分行，是累集资本的第一阶段；之后到他被软禁在香港，属兴盛期的第二阶段，和平后至1949年是衰弱期的第三阶段；1950年以后，属转机时期的最后阶段。胡文虎捷思果断，当欧战正在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传到仰光时，他即刻说服其弟，务须在物价飞腾之前，赶紧趁低价囤积制药原料。他把能从市场上弄到手的，都抢购一空，结果他们发了大财。战后和平恢复时，他们也就成了百万富豪。经过初步的资本累积，胡文虎开始向外发展。
　　永安堂生意自仰光起步，1921年扩充到暹京开分行。胡氏经常四出调查市场，远近不拒。1923年，他考察到新加坡，见其优越地理位置，遂设立分行。短期间销量大增，仰光药场增产亦供不应求，可见其眼光之独到。为应付印度和东南亚市场之需，1926年胡氏遂在新加坡另开设工厂，随着产量倍增而发展成为总厂，取代了仰光药厂的地位。二十年代，是他资本累积的重要时期。胡氏初到星洲开拓市场时，几乎受当地大埔客控制的药材铺，都不愿卖虎标良药。他急中生计，把私家车改头换面，装上了老虎头，车身涂上老虎斑纹，把喇叭变成发出老虎吼叫声，经常在新加坡街道，游荡打广告。激烈的竞争非常适合胡氏的性格，这时期他被卷入了表面上是因对中国赈灾意见不同，实质上是与陈嘉庚争夺社区领导权帮派之争。加之他不择手段的广告术，激烈的商战，终于闹上法庭。
　　胡文虎在新加坡站稳后，等待适当时机，北上向中国扩张，开始他的发展第二阶段。 1927年4月18日，适逢蒋介石定都南京，以蒋氏为首的国民政府，1928年10月26日发表了《训政宣言》，示意“不再以武力昭扬三民主义，今后得以从文施至于实行。”并许诺要实行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胡文虎看到了经济建设中华的契机，他提出具体建议，要从外人手中，夺回航运权。发展现代化民族工业，提出具体蓝图，计划在闽西扩建铁路，响应孙中山先生建立全国铁路网的大计。他后来对国民政府当局，迟迟没有实现诺言，感到非常失望。

　　首先在同一年内，他先后在上海和香港设立分行，以香港为定居和营运中心，因为英国殖民地政府靠商业谋生，了解经商者的需要。58　之后，转向印尼，在口巴城、棉兰、泗水和马来亚的槟城，创办各分行。又同时进军中国各大城市，诸如汕头、厦门、上海、福州、广州、广州湾、汉口、昆明、贵阳、天津、西安、重庆和台北。起先其弟不赞同到中国发展，认为应先巩固地盘后，才作进一步打算。胡文虎认为中国同胞穷，人口众多，必需帮助他们；他要以更低的价钱，卖药给他们。59　中国地大人多，到处是穷人，薄利多销的效应，宛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永安堂日后在中国赚了不少钱，还在汕头建立了制药厂，可见胡氏确是个胸怀全局的企业战略家。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工商业与金融中心，也是列强侵夺中国的据点，它是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缩影，龙蛇出没的孤岛天堂。若没有通天的本领，永安堂就无法在那里立足，胡氏早就铺好这条路。孙先生征讨陈炯明和蒋介石挥军北伐，进行统一中国战争时，他都捐过钱。他努力的成果，从他能得到蒋氏在《星洲日报》创刊号上，亲笔题“星洲日报”四字，旁边还有其署名可见一斑。1930年秋，他通过国民党要员晋见蒋氏，“并参加首都民众欢迎蒋主席祝捷大会。“逗留期”司，他抓个机会宣布捐国币三十五万建立中央医院。60　这一炮，打响并提高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更进一步，拉近他和国民党政要人物的距离。1935年秋，他趁带领马来亚运动选手参加在中国举行全国运动会之便，和青帮首领杜月笙在上海交帖结拜为兄弟。有趣的是，黄金荣也是清帮老大之一，蒋氏在上海当股票经纪时，曾拜执弟子礼。可见，胡蒋关系又多了一重。难怪胡文虎不准许他的报纸骂蒋。这也可能是宋江讲江湖兄弟义气作祟吧。当然他心理明白，他的禁令在日军大敌当前，一定是行不通。更有趣的是，杜氏本人，也是位行善者，与胡文虎可说是“志”不同，道却合也。杜氏早在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共产党首要今后，协助当局杀害共产党员，亿了大功，受到重用。胡氏选对了上海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他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行的同时，广做慈善事业，结交各方关键性人物，全面贯彻他的发展战略。

　　虎标良药竞争力强，除了胡氏别出心裁的广告外，货真价实是其要诀。根据新加坡麦波申路大安药铺黄老先生的回忆，万金油效力很灵验。胡氏市场销售的对象，是一般劳苦大众；他始终尽力保持低价，薄利多销，赢得广大的市场。当时的东南亚仍待开发，瘴气弥漫，蚊虫众多，是热带疾病丛生之地。几乎是万能的虎标良药，就成了家家产产必备之良药。尤其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口众多，医药不足，穷人生病，正是虎标良药大行其道之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军软禁在香港，不得擅自离家外宿。以目前所得资料显示，汕头药厂被日军毁坏后，香港另设厂以供内地之需。日军占领香港后，工厂仍旧继续生产。一度时期，虎标良药的专利权，给隶属於海军部的南进公司抢了去。后来胡氏利用了海军与陆军的矛盾，把专利权抢了回来。61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新加坡药厂也关了门。战时港人爱储存万金油，对港币、国币和日本军钞，没有信心。一来万金油可以治病，二来又有像黄金那样，有保值作用，三来又可转手炒卖，投机赚钱，故此万金油成了抢手货。尽管日军当局不准抬高售价，仍旧制止不了黑市价格的上涨。尽管价格波动幅度很大，大批万金油，还是继续流人内地。有趣的是，他特别对国币情有独钟。对内地来购买者，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可在国内指定之地，以国币过帐；到了香港，凭单取货，或兑换港币均可。就这样，战乱结束后，他在国内的国币结存额，前前后后加起来，几乎达到三千余万元。62

　　战后的永安堂，就与其他百业待兴一样，需从头再来。大陆易手后，永安堂和星系报业，全部停止营业。他把企业焦点，转移到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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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星系报业

　　配合药品生意之扩展，胡文虎也同时开拓报业生意。1921年，他在仰光时，就开始与华侨陈兰生，许麾力和胡定军(其父早年侨居缅甸经营万福堂药房，与胡氏是同行)等合办《仰光日报》，由傅无闷参与主持筹备工作。仰光当时已有国民党的《觉民日报》，故《仰光日报》被视为叛党之物。63　后来他自己创办了《缅甸晨报》，64　1924年11月5日，在仰光创刊。65　在新加坡取得了由他资助的《星报》作为据点后，1929年1月15日正式发行《星洲日报》创刊号，揭开了星系报业王朝的序幕。下来是1931年7月10日发刊的汕头《星华日报》；1935年9月1日，在厦门出版的《星光日报》；1935年9月11日创刊的《星中日报》；1938年8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日治时期，《星岛》变《香岛日报》，社长是胡山)；同年出版《星岛晚报》，《星岛晨报》；1939年元旦，在槟城出版《星槟日报》； 1939年2月，全盘承顶《总汇新报》(后改用原旧名《总汇报》)。1941年3月20日，胡氏成立了Sin Poh Amalgamated Limted，以管理属下各报。1947年10月，在福州出版《星闽日报》；1950年7月3日，在新加坡创刊出版《英文虎报》(1959年8月1日停办)；1951年元旦，在曼谷出版《星暹日报》和《星迟晚报》；还有香港的《英文虎报》；夭折的《重庆星渝》、短命的砂劳越《先锋日报》、胎死腹中的有广州《星粤日报》、广西的《星西日报》，云南的《星南日报》和上海《星沪日报》四份报纸。胡文虎有意在湖南办报，但不成。66　其他出资赞助的有耶加达的《天声日报》；此外还有日本占领时期的广州《公正报》 (社长也是胡山)；他也有计划过在北平、汉口、沈阳、和台湾办报。68

　　谈到《公正报》，究竟有否出版过，至今仍旧是个迷。除了《民国人物小传》71和《胡文虎发达趣史》之外，就笔者所看过的编著，都没有提到这份报纸。《北京图书馆馆藏报纸目录》69 和《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70　，均未见录。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提及《公正报》的趣史作者，不愿露面。何也?在澳门出版的《胡文虎发达趣史》，曾经在林霭民任社长的香港《正午报》，连载发表过。作者与《正午报》究竟有何关系?林霭民曾任《星洲日报》起步时的第二任总经理，71　深受胡文虎倚重，72　战后他出任《星岛日报》报社总经理。林氏的人事关系，极其复杂；除了总经理之职，他同时兼任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的常务委员，也与香港英方政治部有关系。73　他是因贪污，而离开《星岛日报》。74　如果《星岛日报》变《香岛日报》是被逼，那么这份报纸为什么要“公正”起来呢?这是否可能因与香港日本海军有关的南进公司的强夺虎标良药专利权有关，则不得而知。75　最大的可能是替他在广东省，打香港制造的万金油广告。当时广州湾、昆明，贵阳、重庆、桂林，分行仍旧照常营业。但是在战争状况下，由香港制造厂，运载到内陆各分行，实属不易。故此，《公正报》也可能是被利用来与广东省政府打交道的媒介。当时广东省省长，恰好是汪精卫之妻陈碧君的侄子陈春圃。76　胡文虎把万金油运到珠江三角洲市桥去卖，买食米运回香港。77　如果控制这水道的黑帮势力不给脸，78　广东当局又不准许，则此路不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