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虎标驱风油创始人胡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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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东京之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胡氏不幸在香港和其他人士一起被日军拘捕，软禁在香港半岛酒店。其时在港的只有次子胡山，日占领期间，一直陪伴他。据其回忆，1942年1月25日胡氏被释放，172　之后不久，日方用轰炸机送他到日本，以熟悉其地。回港后，立场不变，对胡山说，“不管在谁的统治下，中国人一定要忠于祖国。”173　日军准许他继续住在别墅，但未经批准，不得出外过宿。174　1943年7月17日，在东条住宅，胡氏向他提及被软禁之事，175　指的该是此事。

　　东条英机因太平洋战争失利，而又深陷中国战场，遂生怀柔之计。从1943年5月至7月间，他到东南亚各地，176　访询同谋者和汉奸，筹划在同年11月5至6日，于东京商讨缓和抗日情绪，巩固既得成果，解决民生和战争物资缺乏问题。胡氏回忆说，“今春有日本有力人士，游虎豹别墅，殷殷垂问余过去从事慈善事业经纬，及今后之所志，余以既往供献社会极微，尚未实现理想十之一，甚以为歉，今尤不能释于怀者，中国各地民众战时困于粮食。缅甸，泰国；安南，皆在日军控制下。三地盛产米，现无销路，甚或投诸海。苟能出此有馀之量，运往各地，米价自跌。纵不举办平粜，民众赖以救济者，当不知凡几。日本当局对此，如予同情一经划诺，可活无数饿殍也。该有力人士等闻言，颇以为是。返日后，即转述余意于当局。六月间，复来港，……”177　邀请胡氏到东京，商量从缅甸运米量到香港、大陆，解决民生困境。东条的确找对人，可见其情报之准确。当时的香港，因战乱内地大量难民涌人，“自1931年至1938年，香港人口至少增长了50%，而同期住房增长仅为8%。”1930年夏，就有一万三千人流落街头。178　香港崇正难民会，成立施米办事处，来领米的难民，“第一周就有一万余人，第二周增至二万佘人，不久又增至三万佘人。”179　难民愈来愈多，米是不够分的。

　　在东京东条住宅，两人见过面后，寒暄几句，胡氏就对东条直说大陆“支那民生非常困难” (由日本人记录，胡氏是否用支那这个具有污辱性的字眼，就不得而知)。东条回答说，那跟正在扩大的战争有关，并表示“忧虑”。接着说，“久闻大名，深知阁下所抱之心志，故特邀阁下来京商谈有关具体问题”。东条认为“日支之间的战争原本就是兄弟阋墙之争。”要结束中日战争，重庆政府必须不做。英美的走卒”，跟随日本对抗英美，解放东亚各民族。他强调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各民族各得其所。帝国对支那新政策的基调亦即源出于此。”他有意“首先考虑，尽一切手段解决支那的民生问题”，来达到促使重庆政府“反省”。胡氏回应说，“南洋华侨了解帝国的真意，对此表示感谢。”接着表示其不完全接受“依恃日本的力量支撑的”汪政权，虽然“就其当前政治而论，似尚有值得考虑之处。”尤其对“上海的财界人追求金钱，南京的政治人也追求金钱，而广东政府又任人唯亲”，以致弄得“民生极度困苦”，还需要他来“救助”，大感不满。胡氏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充分体现出日本的真意。”

　　东条对胡氏之批评加以辩解之后，把话题转回到运米之事，他说，“我认为，为了确保大东亚十亿民众的生活，必须设法善用之。我于此处发现了阁下的使命，想请您努力为之。”接着他提出了邀请胡氏到京的真正目的。他说，“目前日本正处在战争之中，需要钨，棉花，桐油等战争物资，很想借助阁下之力将以上物资从内地运出，日本无偿地以缅甸剩馀的大米作为交换代价，以物易物。”谈完条件之后，他又转换到带有威吓性的话题，以恐吓的口气说道，“对于南洋华侨，帝国的政策永远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协助，如果华侨与帝国为敌，就毫不客气地镇压，当前最大的大事，一是支那民众的复苏，一是利导南洋华侨。此两点乃贵国民众之大问题。” (注：东条视华侨为中国民众的一部分)。胡氏回应说，。华侨最富有爱国心，”反英美和抗日，均源于此爱国心。同样的道理，华侨亦以爱国心去理解帝国的真意。他建议，“我想如能释放现在被扣留的有力华侨中良善者，加以教育训练使其理解日本之真意，必有充分可利用之价值。”(这是在威胁之下讲给东条听的。纪录的思路前后不联惯，可能有缺漏。)他以黄种支持黄种的立场，认为“极有必要解救这些华侨。”至于如何“教育”和“利用。，并无提到。但从他在1943年11月22日出版的《全闽新日报》上，为澄清东京之行，登载(何事赴东京>一文，得知他究竟要如何如何。该文的第二项，关于释放“有力华侨中良善者”有这样的阐述：“关于华侨爱国分子之自由问题：佘曾率直向东条首相，慨乎言之，南洋各地爱国华侨，多数忠直有才干，中国人爱中国人，为国民天职，日本人以兄弟之谊待中国，必不曾恶富有爱国思想之华侨，此爱国华侨必能拨其爱护祖国之心，以爱东亚，望能恢复彼等自由勖其将来为东亚努力，至各地华侨产业，向未揭封者，亦望从宽处理，此与恢复华侨商业，开发南洋资源，不无多少补助，首相对此，亦予采纳。” 180

　　明显的是，东条以谈商运粮为名，把胡氏诱骗到京，威吓他就范。从对答中，可看出胡氏是个硬汉，他从来不向威吓低头，这次脚软了，恐怕是他生平第一次。胡氏在港，除了卖虎标良药，行善，就是替日本人运粮。根据康吉夫从各老前辈知情人口中，得悉当他被软禁在半岛酒店时，日方强迫他出来组织香港维持会。胡氏是以只懂得做生意，不懂得政治，加以推辞，既然如此，日本人就叫他去运军粮。181　东京之行，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想到他却中了计。东条用恐吓逼迫他做两件事：私自替日方偷运军事物资，和促使华侨支持东南亚共荣圈。胡氏对后者，以“解救”爱国华侨为名，从同是黄种立场出发，以因为爱国而抗日相同之心，实现“各个民族各得其所”的“真意”，在“就毫不客气地镇压”口气下，表示赞同。如果他不“媚敌”，后果必不堪设想。东条对胡的回答，觉得含糊，就接着说，“希望通过阁下的努力，使一千二百万华侨协助大东亚战争达到目的”后，胡氏才作了肯定的答复。

　　至于运米交换钨等物资，胡氏认为“首先需要考虑根本原则问题”，即是日本停止“进攻重庆”，否则“即使运来缅甸大米，亦无法解决民生问题”。一旦停止进攻，“如形势得以缓和”，他将全力进行易物之事。换句话说，两国实现和平之后，共同抵抗英美时，胡氏将以亲善大使，进行拉线，搞易物之事。胡氏对东条易物建议的理解，似乎是停留在国与国的层次上。东条回答，强调除非蒋痛改前非，否则不停止进攻，说他并没有请胡氏“作中间媒介与蒋联络的考虑”，他“只想诉诸”胡氏的“慈善之心”，私运物资而已。从这些对话，可见胡氏之胆量和机智。

　　东条要求胡氏帮助私运战争物资，不是事出无因。其实根据曾担任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报道室主任，直接负责蒋汪之间的联络和交通以及通讯工作的杨蔚云之揭露，国民党高层人物，一直都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日汪保持接触。诸如配合剿共，以物资交流之名，做走私生意。182　既然如此，日方急切需要的战争物资，也可以走私的罢!胡氏帮日方运粮，既能把米从黑道控制的广州湾运到香港，183　走私战争物资，岂能办不到。

　　胡氏说办不到，因为这件事与中日国势有关联，加上英美问题，“会遇诸多障碍，难题诸多。再者，恐怕要重庆方面立即转变也很不易。”胡氏不干，是因为关系到“根本原则问题”。换句话说，他不要搞走私，卖国的勾当。

　　接着下来的谈话，胡氏是从“根本原则”出发，婉转拒绝私运战争物资。尽管东条一再强调日中战争的性质，与日英美的不同：谓前者是兄弟之争，并指责因蒋顽固，日方与重庆实难言和。胡氏觉得在日方“尚未釆取现行政策以前，支那与英美携手亦有其不得已之理由。”他为蒋说项，并建议“为蒋开一进路，蒋目前进路已被堵绝。”他始终认为，“阁下虽把与重庆的和平以及支那民众的生活救济分为两个问题，但在今天，本人却认为这二者实为一个问题。”

　　胡氏希望能通过唤醒民众，促使蒋汪双方，共同解决这个“二者实为一”的问题。东条听了，很不耐烦地，以断然的语气说，“但目前帝国全面支持汪政权，没有必要再与阁下议论此根本问题”，就这样结束了两人的争论。之后直截了当地问，“因此，还是请阁下坦率地谈一谈如何解救支那民众于水火涂炭的具体方案。”胡氏的答案是：“在两国都不再受障碍”时，并建议回国后，“与对方(指蒋方)试行商谈，以期实现此举”。明显的是，双方都摆明立场。东条不改变全面支撑汪政权，要以武力逼蒋换边，联合敌抗英美，同时要胡氏私下偷运钨等战争物资。胡氏仍旧坚持私运办不到，待两国和平协商后再说。

　　东条很不耐烦地应笞，“予绝无拜托阁下与重庆方面商谈之意。迄今所谈之意亦然。此点尚请千万不要误会。”他觉得胡氏还不清楚他的意图，接着说，“如阁下已了解予之真意，欲来日本，我方亦将予以充分考虑”。

　　商谈的结果是，东条允许胡氏，从缅甸运粮，并给予协助。但当胡氏提到他还被软禁之事时，东条只答应“通知该地当局，令其给与方便”。并且答应提供方便，如果他要去“会见上海经济界人士”。1943年，他去了上海几趟，会见汪精卫。究竟做了些什么，则不得而知，至今笔者还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很明显，胡氏是被逼媚敌，从对话中，可看出他以“出卖”南洋华侨的代价，来换取不出卖中国。即使在“出卖”华侨的时候，也强调是以爱中国之心而抗日，也以爱中国之心爱东亚，表示爱国立场不变。

　　胡氏固然答应了东条要去“教育”和“利用”南洋华侨，究竟做了多少，限于资料不足，暂且加上句号。经商者，总有一套变通之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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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汉奸之迷

　　战后胡氏被各报指为媚敌或汉奸，幸运没被清算定罪。报界人士，消息灵通的康吉父，认为其之所以幸运，“因为他替日本人买来的米，也曾经偷运到中国去卖给中国；人，虽然并不是捐赠。这就是为什么在停战之后，他的大名没列人汉奸名单的原因。而且，一九四九年的大革命成功之后，他甚至一度想设法跟北京靠拢。”184　朱鲁大指出：“今日上了五十岁的香港人，当然不会忘记当年日军统治下，香港米粮短缺的情形。日军当局在占领香港之后，即已先看出这个不易解决的难题。”185　针对这个难题，胡氏与马英，游剑池，陈汉划等有营米经验的商家，组织中侨公司。他是大股东，任董事长。从香港运载盐和当时视为黄金的万金油到珠江三角洲去卖，买该地出产的米，再运回香港，以低过市价出售给平民，186　生意做亏了，算他的账。187　他优先配售及捐助慈善机构，譬如天主教等慈善团体：且还在永安堂内设置慈善部门，每月拨平粜米粮，救济贫困者。188　除此，胡氏还暗中资助沦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大学生，偷渡回国。189

　　除了康吉父提到胡氏推辞出组香港维持会外，190　据厦门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孔永松教授和厦门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卜仁的考证，“香港沦陷期间从没有过伪维持会的机构：”只设两局，即华人代表局(另称华人代表会)和华人合作局(另称华民协议会)，其成员或代表，多数是英政府时代的绅士。“其任务只为代达民意，并无权力。”根据他们到香港查阅所得，与此两局有关的二十个汉奸名单中，没有胡氏的名字。因为战时出版的中文报，荡然无存，也没有发现胡氏出任香港华人协会主席的资料。191　Howard L．Boorman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提到在1944年胡氏被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会长，可惜没有注明资料出处。192　根据洪仁卜和孔永松，他们也无法考证是否有其事。193

　　日方善待胡氏，除了因他帮助日军运粮外，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胡氏在汪精卫政权下有张永福这个朋友之助，张氏后来逃躲到越南，被扣留解回重庆候审。194　胡氏曾在《星洲日报》发表<胡文虎告>一文，间接帮张氏的平民树胶厂制造的树胶皮鞋打广告。说他赚到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拿来支持革命。他说，赞助张先生，不是赞助他个人，实际上不但有利於革命事业，且是直接去改造社会。因为张先生的平民树胶厂，多得一点营佘，即革命事业，多得一点进展的希望。195　当时在市场上，已经有陈嘉庚先生工厂制造的树胶鞋出售。1929年7月19日，陈嘉庚公司通过律师 Chan & Eber申请三星字牌，为其所有树胶产品包括胶鞋的商标，196　商场昂争激烈，在所难免。相信张氏不会忘记胡氏的一臂之力，而见危不救。

　　加之日方知道胡氏，不是他们所惧怕的共产党同路人。根据战前日本设在台湾的情报资料显示，胡氏所办的《星洲日报》和《星中日报》，是“华侨领袖胡文虎用以对抗福建系的《南洋商报》。”197　陈氏自1940年，从延安回星之后，就积极支持中共发动的抗日同一战线。

　　日本人善待胡氏的另一个有关因素即可能因他在七七抗战之前，日本发生大水灾，他捐了款赈灾，日本人非常感激， 日本报纸颂扬有加。198　可见其大名，早已远播东洋。当东条在东京接见胡氏时，客套了几句，就道，“久闻大名，深知阁下所抱之心志。”

　　另一可能，日方一直都想方设法，利用蒋之恐共症，以武力威迫诱蒋投降。东条对蒋急于妥协，以引日军共同剿共之心，不可能不知道。根据龙云之回忆录，蒋氏曾在抗战初期，企图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日本谋求妥协。199　基于此策略，胡氏就可能是日方待用的一粒棋子。根据议和参与者，施乐渠和阎宝航两位知情人的回忆所揭露，1938年“约距武汉沦陷前两个多月，何应钦的顾问雷嗣尚带着蒋介石，何应钦的密谕”到香港和日本专派对华诱降的特务和知议和。建议中日双方合作抗共，日军全面撤退，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况。后因武汉沦陷，蒋何退守重庆，联络中断。但蒋还是接二连三派人到港议和(蒋氏之议和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200　从胡氏在对话中，向东条建议，把日方“真意”转告蒋氏的口气，可以推测胡氏很可能知道议和之事。

　　再者，胡氏在港处境，其结拜兄弟杜月笙，201　不可能不知道。

　　譬如，他收到密报，关于地下共产党员潘汉年，搭住在汪精卫特工负责人李士群在上海之私寓，可见其情报之灵通。202　杜氏曾在港避难，设立了与渝沪通讯电台，203　自有其情报人员留驻在港，此其一。蒋氏的心腹特务首要戴笠，就与汪精卫之周佛海保持密切联系，204　由此可知，戴笠不可能不知胡氏在港之处境，他当然知道胡氏与杜氏有结拜兄弟之情谊，此其二。1942年3月18日，事关重庆上海特派员吴开先，在沪被汪的特务逮捕。杜氏耗费百万元以上，向日军政人员送厚礼，厚赂守狱吏和承审人员，颜惠庆也出面说项求情，吴氏得以释放，可见颜杜一定见过面。颜惠庆曾与胡氏等五个人被日军软禁在香港半岛酒店，得到日方善待，胡颜也算是患难之交。颜氏与杜氏言谈中，杜氏自然会问起胡氏之处境，杜氏应略知一二。205　杜氏是个讲江湖义气的人，不会袖手旁观，杜颜暨能有办法，把吴开先救出狱，当然也必有办法解除胡氏之困境，此其三。颜氏乃国民政府资深之外交官。1942年1月10日和2月15日，日汪伪两方各派人访谈，试探其政治态度。颜氏明告之，只想做些善事，无志人仕途。时颜氏已年届六十五岁，身体衰弱。206　根据记载，抗日期间，他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207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20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任贵祥，认为华侨“多数是被逼”任伪职。他说：所谓汉奸，是指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国民族利益的败类。具体地说，既有不反对日本侵略甚至为其侵略辩护或歌功颂德的思想言论，更要有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例如，汪精卫一伙就是定型的大汉奸。就胡文虎来说，1943年“东京之行。是被迫的，他和东条的会谈有些低三下四的语言，但看不出有明显的汉奸言论，尤其是从目前见到的资料，还没有发现他有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因此我认为，从胡文虎在抗战期间的言行看，定其为“汉奸。证据不充分，也是不妥当的。但他和东条会谈中有些对民族的死敌东条恭维或有失民族气节的言论……。说他表现出。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显然过于溢荚……全面衡量胡文虎在抗战期间的活动，说他是一位爱国华侨实业家是合适的。209

　　胡氏一生出入虎穴蛇窝，年青时在缅甸和香港，结识三合会，中年在上海与青帮杜月笙结拜成兄弟。1941年2月2日，在重庆以朋友平等身份，在森严的官邸，当众拍蒋介石的肩膀，作为见面礼。根据胡万里的回忆， “蒋氏赫然一惊，……持卫们紧张了起来，我也捏了把汗。”胡万里是胡氏房亲兄弟，曾任《星洲日报》发行助理，1936年被派到重庆担任虎标永安堂重庆分行总经理。1941年2月，胡氏出席国民参政会，他是接待和主要陪同者之一。210　抗战期间，一面不准旗下报纸骂蒋，私下却协助共产党，处处显出他过人的公关和交际手腕。1941年，年届五十九岁的胡氏，被日军软禁在香港时，孙悟空那套七十二变，早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了!

　　从东京会谈，可以看出胡氏虽然胆识过人，究竟是阶下囚，在威胁之下，被逼就范。很可能胡氏见势不对，就摇身一变，以媚敌的假象，脱身保命。胡氏心怀韬略，机智十足，擅于斗智。从下列两个例子，可见一斑。例一，胡氏对蒋氏搞“新生活运动” (其目的实际上是以提倡巩固宗族制度的传统思想，来加强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211　开了一个一举两得的玩笑。他在上海各大小报，用特大号字，在第一版登广告说：“提倡新生活，必须揩油。”这句是挖苦，接下来就说，那运动是好的，多揩万金油，精神就更加焕发。这句不但能脱身，也收了广告之效。212　例二，学生闹罢课，吴稚晖破口大骂：“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胡氏同样炮制，在第一版登大字广告说，“放屁，放屁，真正是此理。”下面登了某县有人寄给永安堂的信说，因肚子痛，开水送服了万金油，放了几个屁，就痊愈了。吴氏乃蒋氏之助手，又是国民党元老，213　胡氏却敢当众挖苦，又不致于惹来杀身之祸，的确有一套。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214　胡氏实际上是以广告助人为正，挖苦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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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恢复营业

　　二战之后，胡氏开始重新整顿被战乱弄得支离破碎的企业王国，甚至其与人合资，在马来亚彭亨州深山内立卑(Kuala Lipis)开设的金矿，也给日军捣毁。

　　在胡氏的努力下，他战前在各地的星系报业和虎标药业，陆续恢复营业。由于战乱的破坏和人员的逃散，一时难于全面恢复。加上国共内战，政治腐败，贪污罔法，诸多不利商业运转流通的法令，战后在中国做生意，困难重重。尤其是金圆券币值之不稳定，内战到了后期，贬值下泻，弄得物价高涨，往往在一日之内，几度飞腾。胡氏药品推销的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向以薄利多销，为其营业方针：处于动荡不定的战乱处境，其困窘可想而知。然而胡氏仍旧尽力以赴，不但各大城市之分行，陆续开业，还筹备在广州设立制药厂：本来在港之药厂，足以供应内地所须，後因港产品，外销内地税结汇手续繁多，徒增成本，胡氏遂决定另设一厂。1947年5月19日，报端宣称其已着手进行，215　后因碍于法令，迟迟不能按期开工。同年5月中旬，胡氏到山头视察，打算恢复被日军破坏的汕头制药厂。正当仙重整事业时，国共战争已经逐渐扩大到非一决雌雄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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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第三势力

　　身经战乱所造成的惨状，尤其是商业受到严重破坏，胡氏开始真正觉悟到，商人绝对不能超然政治。216　内战的继续，不但祸国殃民，也可能毁灭他在大陆，二十年心血建立的经营。他的既得利益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立场，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必然走中间偏右的道路!。长期以来，胡氏一方面结交国民党党要，一方面支持左翼抗日力量。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个骑墙派，实际上是出自于软弱阶级的无奈。事关胡氏在大陆的经济利益和他深厚的民族感情，抗日失利，就是亡国。从这立场出发，胡氏做了一系列似乎是亲共之事。在整个抗日过程中，他放手左翼人士通过《星华日报》搞抗日宣传：每当因言论过激，遭封闭时，胡氏挺身而出，过了关。当他捐巨款创办的永定侨育中学，因发现变成了共产党干部培训学校而被封闭时，他出面保护，学校才能继续办下去。思想左倾，反蒋的积极抗日分子胡守愚，曾经一度是他的秘书：抗日初期回国，在重庆和西安永安堂分行的安排下，到延安参加抗日。 1941年2月26日，重庆永安堂总经理胡万里，陪同胡氏在重庆嘉陵新村，接见专程到访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时，向他们透露这段历史。217


　　故此，当他呼吁华侨搞第三势力，218　阻止内战时，不会令人感到出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爱国华商，也只能作出如此无可奈何的选择。他把期望寄托到南洋爱国华侨资本家身上，希望以经济建设福建的鸿图大计，一方面偿其生平企业救国之愿，另一方面团结华侨，阻止全面国共战争爆发。希望通过现代工业大生产的过程，淘汰分裂华人的小农经济，和铲除阻碍华人团结的帮派观念。219　正好当时适逢中国有识之士，积极搞第三势力。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隔日，即17日，胡氏发表<呼请华侨大团结议>，220　建立第三势力。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1946年2月中旬，胡氏宴邀各界侨领商讨组织华侨总会，并通过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劳资合作，消除帮派，参于中国政治，支助当地政府，保护侨益。221

　　他呼吁海外华侨团结一致，动员人才，回国投资。为了实现计划，他主动与陈嘉庚从归旧好，搞大团结。他提出在福建设立经建银行，以方便支援在福建省展开的大规模建设，得到陈氏从旁声助。陈氏致函《星洲日报》叙述托中国银行汇款经过，谓其办事没信用，汇去之国币九百六十五万元不知去向。222　办银行以通侨汇，方便在国内投资，几乎是爱国华侨资本家的一个共同心愿，诸如，1952年司徒美堂也提出要搞一个。223　一场轰轰烈烈的经建运动出现了，认股非常踊跃，几乎席卷东南亚，乃是自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最激烈的一次。可是没想到，宋子文一纸来函通知，因法律不准私人设立省级银行，计划遂告吹。胡氏大失所望，1947年5月3日，胡氏在港发表谈话，痛陈国民政府官僚腐败习气，认为是国家前途之隐忧。尤其大表不满宋子文拒绝批准设立福建经济建设银行。他公开1947年3月8日写给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请代传陈当局襄助之函件。信中提及在金融波动风潮中，有人滥用职权，营私舞弊之事。譬如先向对己不利的进口货物征税50％，旋踵间，继而撤销，朝令暮改。然而对祖国建设应尽天职之求，却“不惜斤斤籍口法令，而不予以通融……。”224　当经建公司在厦门开正式成立大会时，他只派了儿子代表出席。225　胡氏沉重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他已心灰意懒，但经建公司仍旧继续营业至1949年，始宣告营业结束，股东大会通过，把剩余资金港币十余万元，捐献给南洋大学。226

　　1946年，搞福建经建时，胡氏已年届六十四岁，垂垂老矣!眼见国家动乱不已，建设故国之宏图，遥遥无期。其失望之情和气愤，时而抒发於报端。他严词痛斥当局贪污罔法，政治腐败，呼吁国共双方言和，停止内战；警告与其寻死，弄得商业萧条，民不聊生，不如停战改革，实现民主，从事建设，彻底革除种种阻碍建国的恶习，227　才是富强之道。内战到了后期，美国愈卷愈深，胡氏在报端上，评击当局无民族自尊心，指责借外力而打胜战，苦的是人民，算不了胜利。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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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离开大陆

　　中国国民党内战失利，节节向南方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广州，占据永安堂店楼，作为临时支援前线作战之用。事发之前，胡氏 因生意难做，早已将之出租过日，事后就完全断绝租息了。

　　接踵下来的是爱国公债事件，缘自新政权发售爱国公债时，胡氏早得消息，派遣胡梦洲到广州购买，229　后来竟被指责拒购。胡氏提出证据反驳，事态愈演愈糟。广州当局开始以强征高税，继而指控他逃税，胡氏亦逐一加以澄清。230　后来虽得广州当局，公开发表其失误之处，231　但胡氏已失去在大陆继续经营的信心。毕竟工商业只能在稳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胡氏与广州共产政权的交恶，可能来自三种原因：在激烈的政权易手期间，有人分辨不清民族资本与军政买办官僚资本共同体的界限：其次是性格的冲突：再其次是误会或陷害。胡氏是个华侨民族资本家，就和本土的民族资本家一样，不管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属脆弱的社会经济阶层：这就决定了他们人格的依附性，军政官僚买办资本利益共同体垮了，无可奈何，只得另找依附。

　　胡氏曾通过其在《星岛日报》总编辑沈颂芳，与被北京派驻香港的潘汉年认识，潘氏乃中共长期做谍报工作的要员。北京后来派了人来香港与胡会谈。232　胡氏曾经前后在五天内，给叶剑英写了三封信。第一封署名日期是1950年1月5日，目的是提醒叶氏，在广州易帜前，他曾答应为广州儿童新村捐资十三万元，建造一座纪念文豹的礼堂。后只用了二万元建造了一座临时礼堂，尚结存十一万元。事关儿童福利，他希望叶氏给予指示，务冀尽速按原定计划建造。第二封信署名日期是1950年1月8日，这封信有追债之意。他告诉叶氏，七七战事之前，他拨款三百五十万元计划兴建千所小学：后因战事，只建了三百佘间，用了一百五十万元。剩下的二百万元，他奉当时政府之命，买救国公债，存人香港中国银行。再者抗战期间，捐款一千万元，图在全国各地，建立救贫医院，也因战事告停，遂把款存人内地中国银行。胜利后，向政府提及这两件事，希望能提出存款，照原定计划进行，结果是敷衍了事。第三封信，署名日期是1950年1月9日，因还未见到叶氏复函，开头就重提建设儿童新村之事，建筑费十馀万由他负。他得悉政府举办冬令救济，已经命广州永安堂，认定冬令粜米二万斤。他得悉政府销售胜利公债，也令广州永安堂认购二万份。233　明显的是，第一封算是投石问路，结果落了空，正当胡氏等待叶氏复函之际，罗冀群和李汉冲登门造访，向胡氏兜销胜利公债：前者是民国时期的政海红人，后者乃老国民党张发奎的秘书。他们言谈间有冲撞，一方习惯了旧官场作风，另一方却是见官高人一等，不卖你的账。据胡氏透露，两人因丢了脸，回去乱打报告，结果是广州当局强逼他缴纳十亿元所得税。234　胡氏的答复是，一不按数缴纳，但以协助广州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为名，陆续向当局献捐为数各二亿和八亿元：二则向广州当局提出挑战，打赌港币一百万元，邀其查广州永安堂的帐目，证明永安堂必须缴纳那么大的数目。235

　　胡氏自小性格逞强好斗，自尊心特别强，尤其关系到面子，更不相容。经过二战和激烈的内战，胡氏在大陆建立的江山，已日落西山，各分店被动乱弄得亏折大半。再加上广州当局的不给脸，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计。他和当局的关系，直转下滑。在他旗帜下的报纸，火药味也愈来愈重。胡氏在大陆的产业，终于全部被没收，胡氏遂倾全力向东南亚发展，直到1983年5月2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始全部归还给其后人。236

　　胡氏一生虽广结人缘，在中共高层里，却没有得力的朋友。一但政权更替，他必然有失落之感。其手下右倾报人，虽趁机尽挖苦中共之辞，胡氏头脑可还很清楚。他反对的是中共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作风，而不是其思想。237　胡氏是个民族意识极强的人，非常担心俄共对中国有什么不良的企图。238　在那纵横捭阖的年代，胡氏始终没有觉察到，中共大多数的中坚人物，都是在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反军阀爱国运动洪流中成长的坚定爱国者，他们也是和他一样，自小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胡氏在大陆二十年经营的结局是个悲剧。抗战时期，厦门、汕头、广州、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台湾和海口的分行都因沦陷而停业或被日军摧毁，239　汕头工厂厂内一切，为日军毁灭无佘。240　新加坡永安堂总行与制约厂所存药品和原料都被抢夺一空。241　他捐建千所小学，剩余的两百万元捐款，一千万元的捐助医院建造费，以及五十万元救国公债，两千五百万元的营业所得，都在金圆券的贬值狂泻中，几乎化为乌有。战后内战扩大，民不聊生，从1946年战后恢复营业算起的四年里，他的六家分行，总共亏了港币一百八十六万元。242　大陆易手之初，福州永安堂的房屋，因债务关系，部分房屋抵押给神州药房：《星闽日报》的房屋财产，也被变卖，还银行欠款以及员工遣散费。243

　　进入暮年的胡氏，回顾往日的风光，想必感叹多端。爱弟爱儿已逝，他的得力助手公子胡好，因飞机失事而殉职，第三妻子受尽日军折磨，他的企业王朝，也几经破坏。国家彻底分裂，政权易手致使他失去了依附的势力。国计民生，何去何从?饱经忧患的他，加上在东南亚事业发展的劳累和压力，体质衰退，终于得了恶疾。起先疑是胃病，去欧洲找专科医生治疗：诊断结果可能是隔膜下有脓肿，需要开刀。胡氏知道病情不严重，乃选择药物治疗，遂返回香港。244　不久病情恶化，可能是发生在1953年12月初，或接近第三个星期，因为该年12月19日，他在新加坡立下了遗嘱。1954年7月16日，在陈金枝和胡医生的陪同下，飞往波士顿医治，开刀割除了受癌毒侵害的胃部。8月20日出院，下榻于纽约一家酒店，受到当地侨社热情宴迎。归途在三蕃市也受到相同的热烈招待。8月26日，飞往檀香山，因盛情难却，出席了消耗大量精力的洗尘大宴。突然间胡氏感到腹部剧痛，被送往皇后医院开刀，发现严重的膈下脓肿阻塞。8月29日动大手术，9月4日突然心脏病爆发，于晚上8时45分去世。245

　　从此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企业家。他留下了一份简单而令人深思的遗嘱，它明示遗赠二十四个包括陈金枝和胡仙在内的亲属，他们所得相差甚大：从妻子，儿女，到孙子，最少的数目是叻币一千元，最高则二万元，全部总数高达二十六万四千元。遗嘱指定陈金枝和胡仙为信托人，嘱托在扣除其所有身后开支和现款遗赠后，她们俩负责变卖其所有之动产和不动产之后所得，各得一半。胡氏要求她们根据情况，自由判断，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做慈善和公益事业，继续捐献社会。246　她们母女没有辜负胡氏的厚望，尤其是近年在家乡永定县，钜额捐资建设，继续胡氏救世和振兴中华的宏愿。1993年胡仙成立了胡文虎基金会，至1998的五年内共捐了人民币一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元的巨款办公益，建设中小学，重点还是放在小学。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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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结语

　　胡文虎一生走过的道路，典型地反映了苦难时代，华商坎坷的一生。胡氏一辈子生活在民族资本、爱国货运动不断出现的艰辛年代。在舶来品倾销中，挣扎求存。

　　终其一生，胡文虎奉行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正面避开政治，常抓住时机，提倡和身体力行，开拓实业。248　期望中国动乱战乱停止，发展经济，在和平建设的大好环境中，他不但可以施展创办企业的才干，也能实行其“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的“儒商”企业文化，建立一个繁荣富强，有民族自尊心，能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

　　为了达到此目标，他期望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政策，能朝着振兴中华的方向迈进。但作为一个海外民族企业家，在那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就得有靠山。他必须与各类军政上层人物打交道，尤其是在大城市，如上海和香港那样龙蛇杂居之地，要求大规模发展，与青帮和三合会的联系，就更为必要。胡氏身处大陆大半世，共产势力不在城市，对他的企业生存和发展，毫无帮助。直到广州易手，才感到压力，他始主动接触共方。

　　虽然胡氏与国民党党要过从甚密，他们是否真的把他当自己人，则很难说；至于他是否曾经加入国民党，至今仍旧无法说得清。实际上，国民党上层，在临危时并没有帮助过他，致使其沦为阶下囚。根据胡知非的回忆，胡氏“对国民党人不预先明告他日军进攻前夕香港严重情势，及派人来接他到国内去很气愤”。胡氏对他说，“我对国家，可说尽了不少的力，捐了不少的钱，也被称为爱国华侨，但有事了，便记不得我们。”249

　　当军政官僚买办资本利益共同体，被共产党铲除后，又来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搞了个公私合营，合作社，改造资本家，没收官僚资本产业和大地主土地，行计划经济，来个翻天覆地。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弄得胡氏无所适从。他一辈子，习惯了自由经商，一看到不满之事，就在报端直言批评或大鸣不平。香港行政效率之高和自由贸易的运作，方是他施展才华，心所向往经商之地。胡氏自小已是野性十足，一生不改，绝不任人呼来唤去。

　　胡氏一生，靠拢国民党上层人物，巴结青帮，抗战时期支持共产党，被软禁时助日军运粮，这一系列现象，表面上看来，他只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四面求圆。朱鲁大认为胡氏有“圆滑过人之处”，是个“有办法的人”。250　胡氏处事做人的圆滑，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他的智慧，另一方面显示了一个民族资本家，身处乱世也只可能无可奈何地做到外圆内方。胡氏也有圆得太过分的时候，譬如他在新英伦浸信会医院施行手术出院后，对波土顿环球报记者所作的反共言论，就有讨好美国人的味道。251

　　胡文虎留下的庞大企业王朝，至今已分崩离析，然而他的“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的经营宗旨，252　仍旧是人类重要的企业文化遗产。它多少乖离了生产社会化而占有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说是对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开化，文明进步的道路上，提供了另一新的启示。

　　胡文虎忧国忧民，行善救世，经营宗旨几十年不变，实不容易。其之能始终贯彻，除了受人生观影响之外，还受到他的经营宗旨体制化这个重要前提所制约。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救苦救难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冀望通过企业救国，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之坚定信念。他经常巡视养老院，孤儿院，长期接触到社会底层贫民凄苦的一面。在崇高理想的带动下，他奋然以他的财力，解决民困，为社会国家造福。

　　胡氏的经营宗旨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是海内外华商在中华民族几近沦为亡国奴的极度困难时期，集体发出来的光芒；是全体华商成长时期，遭遇无穷无尽的民族灾难，挣扎求存所激发出来的爱国忧民，救苦救难的人道主义精神。

　　胡文虎一生行善，究竟他有没有其他企图呢?笔者不打算正面答复。从下面胡氏于1939年初， 《星槟日报》创刊庆宴上，坦率的讲话中即可看出端倪。当时在场的，有应胡氏之邀，参与其盛的郁达夫。胡氏宣布报纸负有为国抗战的责任，但更坦诚地说， “我不想隐瞒，办报的另一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做广告宣传”。他引用了一句客家俗语说， “裁缝师傅不偷布，他的老婆莫穿裤。”253　还有一个例子，胡氏有一次在公共场所，抒发他的取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经营哲学时，有人问他， “某人从社会拿了十包米，究竟要还诸十包，五包，还是一包?，，胡氏答道， “这就要看某人的良心和判断了。然而对于我来说，还诸全部，那是愚蠢的。以钱赚钱，多赚多给。假若我连种子都给了，那么还有什么剩下给人呢?”254

　　不过，笔者不想对胡氏作超时代的要求，每一个人，除了个别情况之外，都受到时代的局限。人性的社会本质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求温饱的互动具体“自我”。假若他是西藏政敦合一农奴制社会中的农奴，他终身只能是个高级生产工具。胡氏身处在兵荒马乱年代，在一个以功利为行为准则的资本主义社会，能置身处地为别人想想，已算是一种难得的善行。